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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2009年度人口贩运问题报告》
     时间:2019-07-03 20:27:45     访问量:

美国《2009年度人口贩运问题报告》(部份)
中国 (第二级观察名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逼迫男性、妇女和儿童从事强迫劳动、对其进行性剥削为目的的人口贩运活动的来源地、中转地和目的地。中国的人口贩运活动大部分发生在国内,但也有大量的中国公民被贩运至非洲、亚洲其他地区、欧洲、拉丁美洲、中东和北美。人口贩子以合法工作为诱饵,强迫妇女进行商业卖淫活动,此类贩运生意的目的地主要包括台湾、泰国、马来西亚和日本。来自中国的男女往往在花费了极其高昂的费用之后被走私至世界各地,然后遭到商业性剥削或劳役剥削,以此偿还他们欠人口贩子的债务。来自蒙古、缅甸、朝鲜、俄罗斯、越南和罗马尼亚的妇女儿童被贩卖至中国,被强迫劳动、强迫婚姻,或者充当性奴隶。新增报告显示,有越南男性被贩卖至中国从事强迫劳动,还有越南赫蒙族少女和成年女性被贩卖至中国后被强迫结婚。一些来自西藏的妇女被贩运至印度尼西亚,被迫从事卖淫活动。一些朝鲜人试图从自己的国家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但随后却被性奴役或者强迫劳动。朝鲜妇女常被卖给中国公民被迫与之结婚,或从事网络性交易。有专家和非政府组织表示,经济发展不平衡与计划生育相关政策导致人口贩运更为猖獗。适婚女性数量不足也导致对被绑架妇女的需求加剧,农村地区更为严重。尽管还很难肯定中国的男女出生比率不平衡、也就是男多女少目前对贩运妇女强迫其与他人成婚有影响,但一些专家相信这已经或有可能成为一个诱因。
  惩教机构内存在的强迫劳动问题依然严重,这主要归因于行政决定,而非应有的诉讼程序和定罪。很多在劳教场所接受改造的囚犯和被拘留者被要求劳动,往往没有报酬。,一些儿童被绑架到大城市,被迫乞讨、偷窃。有大量经过证实的报告显示在中国存在儿童、民工和被绑架人口被迫遭受奴役的现象。2008年4月,中国一家报纸曝光了广东省一个大型强迫儿童劳动的犯罪网络。据报道,数千名来自四川贫穷农村地区,主要是彝族聚居区的儿童被贩运至中国东南部的工厂劳动,其中最小的孩子年仅7岁。报道称,这些儿童在劳务市场上被卖给工厂厂主,每天被迫工作10小时,一周工作七天,每小时的报酬仅有区区30美分。2007年6月,有关方面在东莞附近发现了这500多名来自四川的儿童,当时他们正在一家工厂里工作。2008年10月,一名中国的博客作者公开了数家武汉工厂内存在的滥用童工现象,称这些工厂事先都会接到有可能的劳动检查的消息,以此躲避惩罚。还有一些小学打着职业培训的旗号,以政府批准的勤工俭学项目为掩护,为工厂和农场提供童工强迫工作。学生在工作条款和条件方面毫无发言权,在不利的劳动情况下也几乎得不到保护。这种项目经常会强迫儿童超时工作数个小时,(儿童的)工作环境危险,报酬极低,被强行扣减报酬。
  新疆当地政府为达到年度农业收获配额,通过“勤工俭学”项目强迫数千名当地学生劳动。国外的人权组织指责说,在一些由政府资助的劳务项目里,维吾尔族女孩和年轻女性被迫以假的身份在中国东部地区的工厂里工作,不能按时得到报酬。同年,有国际媒体报道称,有300多名儿童作为政府劳务输出项目的一部分在中国东部地区的一个制鞋厂工作,其中很多儿童就来自新疆。这些儿童中有很多维族女孩,据称她们的家庭都曾遭到政府的强迫、甚至威胁,目的是让他们的孩子用政府提供的假身份证或与他人调换的身份证参加该劳务输出项目。不仅如此,还有报道称新疆政府部门仍在那些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强迫当地农民劳动。近几年,有组织犯罪网络在欺骗和诱拐农民工方面的手段更加复杂,包括麻醉那些父母都是民工、经常无人监管的儿童。专家认为,被贩运至欧洲的中国受害者人数正在激增,这些大型的、非正式的经济体对剥削劳工现象产生了推动作用。一些中国人尽管是通过合法途径进入欧洲的,但他们的签证实际上已经过期;还有一些人则是被偷运至欧洲从事家政服务,并在地下血汗工厂工作。一些贩运的受害者还遭到性交易剥削。十几岁的中国女孩被偷运到英国从事卖淫活动。还有报道称中国儿童被有组织犯罪网络贩卖至瑞典,然后在欧洲其他地方被迫乞讨。2009年2月,7名中国的性贩运受害者在加纳被成功解救,贩卖她们的中国人贩曾许诺给她们餐厅招待的工作。中国政府目前并未完全符合消除人口贩运的最低标准,不过他们正在为此不懈地努力。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上一年在打击人口贩运方面并未显示出已取得进步,特别是在人口贩卖惩处、国内外受害者保护方面。因此,中国被列为“第二级观察名单”。强迫劳动、特别是强迫儿童劳动仍是中国面临的严峻问题。在此报告期间中国政府尽管有大量资源,仍未采取措施以改进受害者援助项目。对于国内外的贩运受害者所提供的保护仍有欠缺。有时候,这些受害者会因为从事非法活动――例如违法卖淫、违反移民管控条例等这些被拐卖的直接后果而受到惩处。中国政府仍将来自朝鲜的被贩卖者视为非法的经济移民,通常会将他们遣返回朝鲜,结果导致他们重新陷入当地的恶劣环境。中国政府面临的其他问题包括:人口贩运问题范围之广、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在人口贩运中有腐败与共谋行为。阻碍打击人口贩运行动的因素包括对公民社会组织的严格管制、国外反贩运组织进入中国受到严格限制、政府系统性地缺乏透明度。
  为中国提供如下建议: 修订反人口贩运法律和国家行动计划,使各类劳工和性贩运行为非法化,并对其给予符合国际标准的打击;大力促进对人口贩运罪行的调查和起诉,惩处参与人口贩运的人员,其中包括串通贩卖活动的政府官员;加大打击劳工贩运的力度,包括对一些为强迫劳动和债务胁迫提供便利的召集者和雇主提起诉讼、施以惩罚,为遭到强迫劳动的受害者提供保护;继续加强与国外政府的合作,打击跨国人口贩运;采取主动措施,在弱势群体中识别受害者,例如民工、因卖淫遭到逮捕的外国妇女儿童等;加大对遭受性剥削和强迫劳动的被贩卖者的保护,帮助他们恢复;为外国受害者提供其他法律选择,使其不被移交给可能让他们面临困境或遭到处罚的国家;采取行动,减少对强迫劳动和商业性行为的需求;坚决执行中方在加入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时所承担的责任,包括不驱逐受到上述公约、议定书保护的朝鲜人,并与联合国难民署(UNHCR)合作开展行动。
 
检举
 
  中国的法律并不符合打击人口贩运的国际标准。中国对人口贩运的司法定义不能禁止非物质形式的强迫、欺诈、债务奴役、非自愿惩役、强迫劳动或对男性受害者进行的侵犯,尽管上述罪行的某些方面在中国刑法的其他条款中有所涉及。中国对人口贩运的司法定义无法自动将遭受商业性剥削的14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视为受害者。尽管刑法第244条严禁雇主强迫职工劳动,但它所规定的最长可达3年的有期徒刑及/或依法罚款的惩处不够严厉。此外,中国的法律不承认除诱拐以外的其他强迫行为属于人口贩运行为。中国对“人口贩运”的定义有限,且政府往往将“人口偷渡”和“人口贩运”混为一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公安部(MPS)在2008年报告了2566起潜在人口贩运案件。执法部门逮捕并惩处了一部分人口贩子。但由于缺乏透明度及正当程序,且针对人口贩运的相关执法数据十分匮乏,很难对以上行动进行准确评估。一些外国政府指出,中国政府在处理国内发生的、涉及国外人口贩运受害者的跨国贩运案件时不配合。当年,中国政府未向联合国提供有关检举、定罪、判罚人口贩子的相关数据。因此在联合国于2009年2月发布的《全球人口贩卖报告》中,中国并不在报告涉及的155个国家之列。在报告所述期间,政府在治理人口贩运方面的努力主要集中于打击性贩运上。2008年11月,福建警方据报起获了一起贩卖18名越南妇女的案件,这些受害者被卖到云南、广西等中国省份,被迫与他人结婚。同年12月,依然是在福建省,警方逮捕了一个犯罪团伙的10名成员,他们被控向偏远山村贩卖10名女性卖淫者,每人收取800至1200美元的费用。在贵州,当地官方媒体报道了29名罪犯贩卖80多名女性进行强迫婚姻的案件,其中主要被告被判死刑。根据官方媒体的报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警方从贩卖人口团伙手中解救?46名儿童,这些受害者先是遭到绑架,随后又被强迫参与盗窃。据新疆公安部门透露,有177名嫌犯已被抓捕。2008年报告的与强迫劳动及使用童工相关的事件显示,中国在打击人口贩运方面依然存在法律和行政漏洞。就在2008年4月中国东南部地区一大型童工市场曝光之后,东莞当地政府仍旧宣称他们在一次为期两天、针对3600多个工作场所的突击检查中并未发现大规模使用童工的现象。然而,根据当地警方的说法,此次突击检查解救了至少167名儿童。尽管发现了童工,并有报告称一些未成年人遭到工厂负责人的强奸,但当地政府并未对任何雇主提起刑事或行政诉讼,没有任何雇主被判决违法用工。广东省政府随后又否认了他们最初的报告,收回了警方声明,宣称警方仅发现了6名不到法定年龄的劳工,且没有人遭到强奸或受到拐骗。在武汉发生的一起滥用童工案件中,当地政府机构宣布捣毁了一个使用童工的小型作坊,但该案件没有任何后续报道。不断有消息称当地政府官员参与了人口贩运案件,包括提供用工检查预警和对嫖娼场所进行突袭的消息。中国政府未能出示在调查、检举和惩处政府官员参与人口贩运方面采取了哪些协同措施。
 
保护
 
  中国大部分地区仍然无法对遭到贩卖的受害者提供足够的保护措施,且缺少针对这些受害者的政府专项援助项目。中国的收容所数量相当不足,通常的做法是将遭到贩卖的受害者遣返回乡,不能为其提供辅导或心理治疗。大部分现有的收容所都是临时设立的,无法做到供此类受害者专用,也基本无法为遭到遣返的受害者提供照顾。省级妇联可以为被拐卖人群提供法律维权、康复和其他方面的咨询帮助。地方政府继续依靠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获得技术和物质支持,识别受害者并为其提供保护。政府依然阻止那些为人口贩运问题提供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单独行动。受害者大多会在不情愿的状况下被遣返回乡,并且不曾接受任何有助康复的帮助。对于从东莞附近工厂解救出来的那167名儿童,没有任何报道显示他们曾受到保护或康复的帮助。对于在加纳遭到性剥削的被拐卖者,中国政府也没有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这些人一旦返回中国,就将面临来自人贩的威胁报复。中国政府在识别人口贩卖受害者方面依然缺乏系统流程,其中包括遭到性剥削的被拐卖者。在因卖淫而被逮捕的人中,此类系统流程有助于帮助将贩运受害者移交给提供相关服务的组织,确保他们不会因为遭?椒吩恕⒈黄却邮挛シ疃獾讲皇实钡某痛ΑV谢九匣 (全国妇联) 作为一个准政府组织,指出目前仍然存在的问题需要有关方面出面干预,保护贩卖受害者免遭不公正的惩罚。尽管中国公安部官员表示,被遣返的贩运受害者不再因为他们的回乡而遭受任何形式的处罚,但相关机构承认,由于警方存在腐败现象,缺乏识别贩卖受害者的能力,以及相关规定允许对缺少合法文件进行旅行的人员采取罚款等原因,一些中外受害者有时仍然会被判刑或遭到罚款。一些边境官员在公安部的培训课程中学习如何识别潜在的贩运受害者。2008年10月,200名缅甸妇女由于违反移民法规而在中国遭到逮捕和监禁。她们表示,有人许诺为其找工作而将她们偷渡进中国,又将她们贩卖给中国男性,被迫成婚。有报告显示,这些妇女中有很多被遣返回缅甸,其他人则因为违反中国移民法规需要服刑3个月。民政部已经着手与国际移民组织(IOM)进行合作,开发一项由IOM资助的贩卖受害者识别、保护、重返社会的培训模块。中国政府并未向外国受害者提供司法选择,这些人在被移交给本国后可能会面临十分不利的局面,甚至遭到报复。一些贩卖受害者就曾由于未经获准离开中国而遭到罚款形式的惩处。2008年北京举行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之际,中国政府加紧寻找、强制遣返滞留在中国的朝鲜难民――其中就包括贩卖受害者――这样的行为违背了中国根据国际法作出的对难民采取人道主义措施的承诺。中国仍将朝鲜的贩运受害者视为单纯的非法经济移民。据称,中国每个月都会遣返百余名此类受害者。这些人回到朝鲜可能遭到严厉的惩罚。中国政府部门依然限制联合国难民事务公署(难民署)高级专员接近中国的朝鲜难民。得不到难民署的帮助,又时刻担心会被中国政府强制遣返,导致朝鲜难民更易成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
 
预防
 
  报告所述期间,中国在预防人口贩运方面已经有所举措。然而,鉴于中国存在的人口贩运现象涉及范围相当广泛,中方还需要为此加倍努力。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妇联)发起的旨在提高全社会对这一问题重视程度的各种行动,继续普及防止人口贩运的相关知识,并着重向年轻女性农民工进行宣传。全国妇联还评定了保护妇女权益的模范社区,为家庭暴力和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提供司法援助和心理救助,为易受伤害的妇女提供避难场所。政府机构、协会、青年组织长期设有求助热线,帮助那些深受人贩迫害的相关受害者,包括遭到强迫的童工。中国15个省一直设有民工权益侵害申诉热线。云南、四川和广西三省政府继续开展相关的预防宣传活动,通过电台广播、散发宣传册、表演、张贴宣传画以及有针对性的开展活动等措施,向女性人群宣传人口贩运的危险,教育她们如何避免成为受害者。在北京,政府于“妇女节”当天组织了打击人口贩运公共宣传活动,旨在提高公众对人口贩运的警惕意识,宣传预防措施。中国政府在两项可能导致潜在人口贩运危险的政策上尚未采取措施:其一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性别不平衡,一些人相信这是造成中国出现买卖新娘现象的直接原因;其二是户口制度的执行落实不平衡,限制了人口在国内的流动。在报告所述期间,中国颁布?008年国家行动计划实施方针,旨在明确相关政府机构的职能。中国四省份已经制定了省级行动计划。公安部(MPS)在全国10省份开展培训课程,约2000名警察接受了反人口贩运措施和跨境打击人口贩运行为的培训。负责反人口贩运措施的警察在海外接受了打击人口贩运和受害者保护的培训课程,中国公安部还与越南和缅甸的同行共同举办了培训课程。中国政府在报告所述期间并未采取任何明显行动来降低有关方面对强迫劳动、商业性活动或儿童色情旅游业的需求。目前尚未有迹象显示中方参与海外维和任务的部队参与打击人口贩运事件,但士兵在被派遣之前并未接受人口贩运的针对性培训。中国尚未签署《2000年联合国打击贩运人口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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