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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天都在找
     时间:2019-07-03 20:27:37     访问量:

  在政府层面加大打击拐卖犯罪的同时,民间的寻子组织也越来越多。如吉林的“宝贝回家”公益组织、东莞的“寻子联盟”等,民间力量与警方形成了联动。“宝贝回家”法律顾问张志伟说,民间组织与官方力量结合更深刻的方式,就是在众多志愿者反馈的信息和经验中,发现拐卖儿童现象发生的制度上的缺陷和不足,推动立法的完善。
  今年的12月4日是第9个全国法制宣传日,《法治的力量――2009年度十大法治人物》评选揭晓。吉林通化人、48岁的张宝艳被评为“2009年度十大法治人物”。上台为她颁奖的是在深圳打工的莫善敏一家三口。3岁半的莫金昌,依偎在妈妈怀里,胆怯地看着这个隆重的场面。
  2007年12月10日,一岁多的莫金昌在深圳市宝安区一个农民工聚集区被一陌生男子强行抱上摩托车带走了。在别人的指点下,金昌的叔叔把金昌的照片发到“宝贝回家寻子网”上求助。
  2008年2月的一天,河南南阳晚报记者探访当地福利院,把被拐孩子党虎的照片传给了深圳民政寻亲网。“宝贝回家”深圳志愿者将党虎的照片传到了“宝贝回家寻子网”家长群与几个志愿者群,通过对比,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孩子就是莫金昌。
  在深圳、河南警方的协助下,金昌爸爸莫善敏来到了南阳福利院,在众多穿着同样衣服的孩子里,他一眼认出了自己的儿子。
  颁奖典礼上,莫善敏哽咽着说:“感谢张宝艳大姐,感谢‘宝贝回家’志愿者们。”
  舞台下面,张宝艳的丈夫秦艳友和几个寻子家长泪流满面――毕竟,能找到孩子的家长还是极少数。
 
  萌生“宝贝回家”  
 
  打开“宝贝回家”网站,撕心裂肺的主题歌曲《别让妈妈的世界泪雨飞》响起。“夜深了,宝贝你怕不怕黑?天冷了,宝贝你在哪里睡?你的脸上是否挂着无助的泪。……满世界呼唤你,撕心裂肺。受尽折磨,已经心力憔悴。快回来吧,我的宝贝!别让妈妈的世界泪雨飞。”
  “1992年,我看到一本报告文学《超越谋杀的罪恶》,内容是关于被拐骗儿童的。当时我的儿子才4岁,我就想,如果这事儿发生在我身上,那简直没法活了。”张宝艳说。万万想不到的是,三个月后,她的儿子果然“丢”了。
   “那天我妈领着我儿子去商场,在那里他们走散了。我妈呢找遍了整个商场,也没找到孩子,她就急忙赶到我单位,告诉我孩子不见了。我当时脑袋‘轰’一下子,那一刻,我深深地体会到了那些丢了孩子的父母们的心情。”
  虽然最终是虚惊一场,但那几个小时的感受,却令张宝艳刻骨铭心。
  2002年,从银行辞职到典当行工作后,张宝艳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她想创作一部拐卖儿童的剧本。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张宝艳接触到了一些丢失孩子的家长。她能做的就是陪着他们流泪,说几句安慰的话,她还没想到怎样具体帮助这些家长。
  剧本写作过程中,张宝艳发现人口拐卖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条。“男孩比女孩贵,年龄小的比大的贵,平均一个孩子能卖到两三万元。人贩子内部分工明确,近乎流水作业,有拐的,有运的,有卖的,有买的。”
  然而,她所知道的寻子家长们还在用贴小广告、发传单等手段去找孩子,在时下信息发达、交通发达的社会里,这样的寻子方式显然很原始、很落后。
  在吉林通化师范学院网络中心工作的丈夫秦艳友很自然地想到了网络的力量――利用网络,为天下丢失孩子的父母们搭建寻子平台。
  2006年8月,“太阳城寻子联盟”公益网站建立,秦艳友负责网络技术,张宝艳负责内容管理,秦艳友的同事和学生成了第一批志愿者。
  2007年4月的一天,张宝艳在天涯社区看到了网友上传的一张照片,广州一个职业乞丐用铁链拴着一个孩子在乞讨,一位网友为此写了一篇《宝贝回家:请帮助这些孩子找到自己的妈妈》的文章,感人至深。
  “宝贝回家”口号直击人心,张宝艳把“太阳城寻子联盟”改名为“宝贝回家”。
 
  天南地北志愿者
 
  至今,在“宝贝回家”志愿者们解救的70多个乞讨儿童中,广州的仔仔参与解救了49个。
  仔仔是个“80后”,家在四川农村。少年时在少林寺学过武,2004年侦察兵退伍后,在广州做跆拳道教练。以前曾参加过义务反扒。
  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常有一群小孩举着花纠缠着一对对情侣。他们或是抱住大人的腿,或是跪地不起、就地耍赖。仔仔发现这些卖花儿童训练有素,像是有组织的,认为其中一定有蹊跷。他多次向卖花儿童买花,并借机与他们聊天。
  为了不让人起疑,仔仔在“宝贝回家”的论坛上征了一个“女朋友”,一同买花。两个月的调查,仔仔拍录了许多影音片段作为证据。一天深夜,他和警方在白云区花童住所,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解救出4名被拐卖的花童。
  今年10月份,“仔仔”浏览百度贴吧时,一则“河北有一女孩子要送出,要抚养费5万元”的信息吸引了他的目光。仔仔根据发帖者留下的一个手机号码,通过网络搜索发现号码归属地是青岛。随后仔仔以在外地从事服装生意,结婚后没有孩子,以领养的身份与其进行了沟通。对方表示因为家庭原因没法养孩子,就想把孩子送人。由于对方比较狡猾,仔仔为了一探究竟,改口表示想要领养一个男孩。
  “男孩也有,要六万六!”对方如此回应,让仔仔深信这是一个人贩子。身在广州的仔仔,与人贩子约定在济南某酒店交易。仔仔将这一消息报告给了济南警方,济南警方在该酒店预定时间擒获了人贩子,解救下被拐骗两天的青岛市一个儿童。
  “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潜伏在网上,然后把线索反馈给案发地警方,在警方的授意下,我再与嫌疑人接头,有时是遥控,有时是实地接头,配合警方端掉犯罪分子。”仔仔告诉记者。
  仔仔已经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专职打拐这条路。两年来,他自费30多万元,行程遍及大半个中国,被志愿者称为“侠客”。
  “女朋友走了,工作也丢了。”这是仔仔目前的状况。
  张宝艳告诉记者,目前,“宝贝回家”网站注册人数有2万多人,遍布全国各个省市,平日里大家在QQ群上交流,每个省都会有一个QQ群,每个群200到500人,再加上工作群,每天大概有40个群在线闪动。
  每天,志愿者们都在做不同的工作。有的带着照相机和手机上街“寻宝”,发现有流浪乞讨儿童立即报警和拍照,然后把照片上传给“宝贝回家”网站。有的志愿者在网上进行信息搜寻和比对,发现相符信息会马上通知求助人认证。还有志愿者会把网站免费登载的各种寻人信息转到各大网站,使更多的人看到并提供线索。
  最近,他们成功帮助了两起涉外收养的中国儿童找到了亲人。
 
  志愿者的无奈
 
  “一米阳光”是北京一位志愿者的网名,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也是一位宝宝妈妈。
  去年11月份,她所在小区,一个3岁的小孩跟着奶奶去农贸市场买菜,一会的功夫,孩子丢了。
  第二天上班,她依旧心里沉痛:我能为这个孩子做点什么呢?打开电脑的瞬间,她突然想到,为什么不通过网络发动大家来帮忙找找呢?就这样,“一米阳光”知道了“宝贝回家”这个公益网站,并且坚决地成为了志愿者。
  “每一个人稍微搭点精力进来,就可能会挽救一个孩子,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电话里,“一米阳光”温婉的声音,想像得出,一定是一位美丽的少妇。
  今年4月份,“一米阳光”接到志愿者信息说,在北医三院附近,有一个老头带着一个昏睡的孩子在乞讨。“一米阳光”与几个志愿者随后赶到报警,老头和孩子被带到派出所。“那个孩子叫洋洋,显然是饿坏、渴坏了,我们志愿者特意为他买来水和面包。把他带到走廊里玩,问他叫老头是什么,他面无表情地说叫大伯。问他想妈妈吗?他低下头轻轻地说想。就在这时,乞丐老头在另一屋里突然喊了声‘洋洋’,洋洋立马‘扑通’一声跌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就跟他在大街上乞讨时的样子一模一样。我当时都掉泪了,看得出,这个孩子对乞讨动作已经是训练有素了。”电话那头,“一米阳光”声音几近哽咽。
  “解救孩子容易,但是解救下来,如何安置他们,这里面的社会问题太多了。”据“一米阳光”介绍,今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几名志愿者将一个怀抱昏睡女童乞讨的可疑妇女扭送到派出所,妇女被派出所拘留了,可是女童该归置何处。警方联系了救助站,救助站的回答是:“有残疾吗?没有残疾,我们不能收。”警方又联系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他们的回答是:“是孤儿吗?不能证明是孤儿,我们不能收。”一直到半夜,在多方沟通下,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才答应暂时收容女童。 “我们救了孩子,但是接下来他们往哪里去?”
  “宝贝回家”网站法律顾问,也是志愿者的张志伟律师给记者讲了一件无奈的事。
  今年3月份,有志愿者向北京王府井派出所民警反映有未成年人在王府井大街乞讨。值班民警跟志愿者说,到时候看清楚点,如果乞讨孩子在东单三条街北侧可以打我们的电话,如果在东单三条的南侧就不要给我们打了,去找东方广场派出所吧。
  “解救那天,那个乞讨孩子在大人的带领下还真是在王府井大街东单三条两侧这么蹿,最后在东单立交桥下面被解救了。这个孩子是被父母出租给职业乞丐的。派出所所长很无奈地跟我说,以前他们也解救过流浪乞讨儿童,但是孩子解救后如何处置,这是一个综合协调各部门的事情,不是一个小小的派出所能做到的。果不其然,这个孩子被解救出来不久,有志愿者在北京火车站又看到了他。我立即打电话给公安部,公安部那边非常重视,后来去调查此事。后来他们给我答复说,当时孩子在王府井被解救之后,确实是被送回老家了,但是不久又被其父母出租了。”
  这一切越来越让志愿者们意识到要改变策略,正如“一米阳光”所说 :“我们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累积效应引起政府的重视。”
 
  民间力量引起公安部重视
 
  张志伟是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也是“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的法律顾问。曾在兰州铁路中级法院刑事庭做过几年法官的经历,让张志伟习惯从法律和制度角度思考问题。
  “接触‘宝贝回家’志愿者后,发现他们实际上的工作是在帮着家长找孩子,而不是打拐,我觉得很多东西还得从制度上去推动,否则,民间救助,也许会挽救一两个家庭,可能献爱心的意义更大一些。”张志伟坦然地说。
  在数次解救流浪乞讨儿童的行动中,张志伟意识到警察和民众之间沟通不畅,立案程序过于复杂,使得解决儿童失踪这一问题变得障碍重重。只有推动政府立法、政策改革,才能推进“宝贝回家”工作进展。“唤起社会、政府的关注,然后由政府出面采取措施和建立制度来整体性地解决这个社会问题,这可能是公益的最终目的所在。”
  可是怎么能引起政府的重视呢?在牛年的春节,张志伟很自然地想到了两会。赶在两会之前,张志伟花了一个月的精力,写出了一份《关于中国失踪儿童问题的分析报告》,这份报告后来被公安部有关领导称赞为“有思想、有见地”。
  一天,张志伟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买书。书店的广播里播放:“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签名售书活动即将开始”。张志伟发现读者纷纷往书店的某个位置挤去,濮存昕有这样的号召力,他又是全国政协委员,通过他来提交提案,是不是更能引起政府重视?张志伟买了一本书,一边排队,一边找出纸笔,刷刷写下“宝贝回家”的相关信息及自己的联系方式。当他排到濮存昕面前时,及时将自己介绍给了濮存昕,并把纸条交给了他。
  走出书店,张志伟不禁担心,濮存昕会理自己吗?
  没想到第二天,张志伟便接到了濮存昕的电话。
  张志伟和志愿者小麦带着大叠资料和濮存昕见面了,一张张照片、一组组数字,濮存昕的脸色越来越沉重。
  在张志伟的《关于中国失踪儿童问题的分析报告》基础上,濮存昕在今年的 两会上提交了关于强制救助流浪乞讨儿童的提案。
  同时,张志伟还联系了新疆代表团和山西省代表团,共60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向大会提交了救助失踪儿童的议案。
  两会结束后,全国妇联副主席郑燕邀请张志伟座谈,全面了解流浪乞讨儿童情况。随后全国妇联联合铁道部、交通部开展了“儿童安全成长专项行动”。
  4月9日,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部署了打击拐卖儿童专项行动,采纳了张志伟他们提出的建立全国范围的DNA数据库等建议。“在这之前,各地公安部门也有DNA数据库,但是现在,拐卖儿童犯罪跨区域性特别明显,你在一个地方做了这个数据库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必须全国联网。公安部采纳了我们的建议,把全国30多个NDA数据库联网,实现了远程比对。现在已经有4个孩子通过DNA比对找到了父母。”张志伟告诉记者。
  4月26日,公安部邀请张宝艳、张志伟、仔仔等志愿者座谈,公安部刑侦局局长杜航伟表示,警方将与民间打拐人士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希望民间人士为打拐专项行动提供建议和线索,并对基层打拐进行监督反馈。“宝贝回家”网站得到了公安部提供的大容量、高速度服务器空间,开辟了打拐专栏,呼吁公众积极举报人贩子和买卖孩子的行为。
  前不久,濮存昕又给张志伟来电话,说明年两会将继续围绕救助流浪乞讨儿童提交提案。关于具体内容,张志伟透露,想提交制订救助流浪乞讨儿童的条例,以及修改刑法部分章节。比如,《刑法》第241条对收买人的处罚偏轻。“只有增加买主的违法成本,才能真正压缩被拐儿童的市场需求。”张志伟说。
 
2010年01月04日  来源:人民网-《大地》  郭田珍
http://society.people.com.cn/GB/1063/106986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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