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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人口拐卖案件在起诉和判决中的挑战和重点
     时间:2019-07-03 20:27:33     访问量:

东南亚人口拐卖案件在起诉和判决中的挑战和重点
challenges and priorities in TIP cases prosecution and adjudication
 
Albert Moskowitz,亚洲反对人口拐卖项目(ARTIP)
(摘要)
 
  本文就东南亚地区打击人口拐卖的刑事司法体系所面临的挑战予以论述,并就解决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手段。
  出于一些原因,包括报案制度不完善,缺乏一致的定义,以及相关机构不愿透露涉案信息等因素,较难获得刑事司法应对人口拐卖情况的数据。目前所知的是起诉和判决人贩数量在全球范围内都低。
  受害人通常是拐卖案件的重要证据来源,但检察官在面对惊吓过度、对警方和检方都存有疑虑的受害者时通常会面临困难。吓坏了的受害者经常会在接受调查时提供不实或不完整的信息,这不但会影响受害者作为真人的可信度,也会影响接下来判决中证据的可靠性。受害者证人通常容易受到人贩的影响,为保证受害者证人提供法律保护也是一个挑战。
  东南亚地区各国今年来纷纷在出台新的反拐立法,这也给法官,检察官和警方带来了挑战,尤其是围绕受害者羁押,保护,起诉和地位等方面的问题。在新的立法下如要进行成功起诉,则需要改善检方和负责调查案件的警方的工作关系。
  因为调查取证技术手段和工具不足,拐卖起诉很少将目标锁定在那些操纵人口拐卖并在人口拐卖上获利的掌握金钱和权势的人。在法律领域,国际司法合作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困难的领域,加强国际合作对获得打击人口拐卖的刑事司法回应成功非常关键。
  应对拐卖输入国予以更多关注,尤其是在建立专业的、训练有素的反拐部门方面提供援助。制定标准化的实操指南将有助于保证国家层面的工作于国际标准保持基本一致。
 
  简介
  大家普遍认为针对人口拐卖的刑事司法回应严重不足。支持这一说法的是拐卖案件判决数和估计的全球人口拐卖数的巨大差距。
  估计全球有80-1200万的拐卖受害者,然而全球起诉案件数不足1000(注:2007东盟反拐刑事司法回应论坛,然而不同机构提供的数据不同,但总体都很低)。一个问题是这些估计的准确度。在接触拐卖犯罪时,由于报案少,经常不被认作拐卖案件,定义不统一,不公开操作,进行准确的受害者统计是主要困难。
  相似的是,在司法方面,各国报告的案件数都比较少。而且,在起诉拐卖或相关犯罪的起诉质量上还不清晰。
  然而,尽管很难获得准确可靠的数据,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所估计的拐卖问题有多严重,对人贩的起诉和判决在全球范围内都是远远不够的,无法有效打击罪犯,保证受害者获得应有的公正。
  本文将注重讨论在东南亚地区解决人口拐卖的刑事司法回应的三大挑战以及应对建议。
 
  问题一:案件信息不可靠或缺失
  作为一个基本要素,如果不具备各国关于数量和侦查及起诉质量的准确信息,就很难评估刑事司法体系在多大范围内有效。基于下列几点原因,亚洲地区反对人口拐卖项目已经发现获得这些基本信息非常困难。
  1.1.技术障碍
  首先我们注意到,一些国家的诉状摘要制度导致确认、编写及分析案件变得困难。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资料和组织上的问题。
  例如,在柬埔寨,随着案件进展,一个案件会有几个不同的案件号,导致查询某个特定案例的进展变得困难。更为复杂的是,也没有一个可及的中心办公室或记录来跟踪这些案件的进展。了解某个案件的进展情况实际上变成了一项研究工作。
  1.2.案件报告体系不健全
  通过对一些国家的了解,如何将案件信息从省法院汇报到中央主管部门的做法颇不一致,导致中央相关部门对案件信息的收集和分析也无法连贯。仍以柬埔寨为例,目前省级警察部门需向中央特别调查局(即反对人口拐卖司)常规性提交报告。此汇报体系仍在运行。然而法院系统则没有类似项目。作为省级反拐案件起诉信息收集和分析的单位,司法部在与省级法院系统合作上遇到困难。
  另外一个问题是,警方提供的拐卖数据通常与法院和检察院提供的数据不一致。某种程度上,这些差异归结于报告体制的不同。然而很多案件中,这种不同也反映出警方和检察院之间缺乏理解和合作。警方调查人员和检察官对一个好拐卖案件的认定标准是不同的。
  在评价证据方面的不同标准导致警方和检察官对数据会产生疑惑和不同意见。警方和调查人员应接受相关培训,了解对拐卖案件起诉的取证重点,并根据这些重点进行取证分析。
  1.3.定义问题
  案件定性不统一,导致所报数据不一致。例如,如果对一个案件展开调查时是 按拐卖案件进行相关调查的,但起诉时定为强奸,那么应该视其为拐卖起诉吗?如果受害者是以工作的目的被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而胁迫或剥削证据不存在,一个偷渡案件应当当做拐卖起诉吗那又例如如果强迫和剥削的证据存在,但又不足按拐卖人口起诉,那把这个案件算作人口拐卖有什么不同吗?如果一个人因为阻碍人口拐卖调查被起诉,这应当被看做一个拐卖相关的案件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直接的。需要统一的指南来帮助刑事司法领域人员在编制人口拐卖案件数据时能够统一一致。
  1.4.相关机构不配合
  我们也经常会?龅郊觳煸汉头ㄔ翰辉敢馓峁┌讣喙匦畔?悸堑饺绻家恍┱谥葱械钠鹚甙讣男畔坏缸拥墓曰崾艿接跋欤不嵛芎φ呒爸と说囊剑虼耍庑┚芫笨梢岳斫獾模词共簧婕罢庑├碛桑ㄔ汉芏嗍焙蚨酝ūò讣咛逍畔⒁卜浅=魃鳌
  某种程度上,这种不配合可能源于担心影响判决独立性。
  1.5.解决数据问题
  亚洲地区反对人口拐卖项目无法解决案件信息不实或缺失的问题。然而,在其自身项目范围内,亚洲反对拐卖人口项目还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目的在于增强其在刑事司法进程进展的理解。
  例如,案件分析体系目前正在执行,通过该体系,我们能在合作伙伴国的国家刑事司法体系内收集人口拐卖案件的数据。这样做能够使我们从报案、调查、起诉和结案的整个进程进行跟踪。对审判进行观察是另外一个获得一个体系如何运作及其挑战等情况的安全可靠的方法。这一种方法尽管不完整,但能帮助亚洲反对人口项目制定更具正对性的干预项目,然而对解决以上列举的问题则作用不大。
 
  问题二:人口拐卖起诉的数量和质量
  人口拐卖案件起诉的数量和质量相比估计的拐卖受害者人数很低的原因有几个。总体来说,期望一个即使是资金充裕,资源丰富的司法体系能够处理大量的人口拐卖案件也是不现实的。这类案件通常都很复杂,耗时很长,不能短平快,尤其是受到国际上关于公平审判和被告人权利保护关注会变得更加复杂。另外,有很多其它的刑事司法重点也需要关注,如恐怖主义、贪污、毒品和武器贩卖。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在东南亚地区,缺乏足够的资金,资源以及培训等,也对能够判决更多的刑事案件有影响。
  然而,仍有一些特定的原因限制有效及大量起诉人口拐卖案件。首先,人口拐卖受害者通常很难找到,没有受害者,就不可能起诉。第二,人口拐卖起诉复杂困难,需要特别的技能,普通检察官可能不具备。第三,在东南亚各国,反拐法律都是新近出台,检察官、法官和警察还处在熟悉新的反拐法律的过程中,而且他们在执行过程中也在不断发现新问题。第四,成功的拐卖案件起诉需要警方和检方的紧密合作,尤其在调查阶段。然而这种合作关系在本地区尚不普遍。
  2.1.甄别受害者
  一线执法官员:警察,边防及出入境管理人员通常是刑事司法体系中最可能接触拐卖受害者的人;然而对这些官员来讲,不容易区分非法移民,偷渡和拐卖。因此,一个拐卖受害者很可能被当做非法移民或偷渡者,从而被逮捕、拘留和驱逐。一旦受害者被拘留和驱逐,按人口拐卖来起诉这个案件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另外,执法部门只要可能就会把这类案件按违反出入境管理来对待。因为人口拐卖案件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而走私货违反出入境管理则简单得多。
  即使边境官员受过很好的培训,能够识别拐卖受害人,并且也愿意这样做,但仅利用工作间隙来甄别拐卖受害者也非常困难。很多被拐者,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开始都是偷渡,通过支付好处获得某个人或者团伙的帮助。一般的移民偷渡中,偷渡者和走私者的关系是自愿的,短期的,一俟偷渡者抵达目的地,合同关系即终止。
  然而这种关系可能会因为偷渡者需继续偿付巨额偷渡费而继续下去。这种情况下,因存在债务束缚,很明显就成为拐卖。人口拐卖与偷渡的关系导致识别拐卖受害者出现障碍。缺乏人贩及拐卖手段的情报导致目前执法的调查手段都是被动的,这也导致区分偷渡和人口拐卖更加困难。3
  2.2.复杂耗时的起诉
  只有受害者完整了解整个拐卖的过程,但有效地与受害者打交道很困难。因为检察官不习惯和情绪和心理有问题的受害者打交道。这些受害者通常因为过去经历的精神创伤、威胁或者自身情况而充满戒心,不愿有效合作。
  2.3.受害者可信度问题
  受害者陈述的可信度经常会因为其在不同场合陈述的不一致而打折扣。最开始的问询中,遭受创伤、恐惧和高度不信任可能导致受害者提供不完整或不真实的信息。
  而随后,受害者随着时间推移对警察和检方建立了信任,这时候可能会提供全面真实的信息。然而,最初提供的不连贯的陈述在调查中不会被弃用,还是会被律师用来盘问受害者。从而被当做受害者当作证不足以被信任的证据。检察官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意识到问题所在,不能因为可信度问题撤销起诉,并需要与受害者建立信任关系, 受害者可信度还会因其陈述有悖常识而受到质疑。例如,其有机会逃离被剥削场所时没有逃走,或其身体未被控制等。
  这种情况下,律师或法官将质询其被强迫和剥削的真实性。检察官需要对这些有所准备,如受害者虽未受到身体上的控制,但有可能受到精神和心理的控制。
  2.4.受害者受影响和恫吓
  尽管检察官能够克服信任度的问题并使受害者愿意合作,但受害者还是非常容易受到人贩的影响和恫吓。
  人贩会使用各中手段来逃避惩罚,给受害者或其家属钱,或威胁他们。实际上,东南亚国家的检察官告诉我们导致人口拐卖案件失败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受害者在判决前受到人贩的影响。
  2.5.举证问题
  举证是一项耗时和艰难的过程。开展合适的证据搜寻,与证人有效地合作,与专家一起工作等等工作需要专长和技能。缺乏经验和知识将无法完成举证。
  2.6.新法执行的问题
  整个东南亚地区最近几年来出台了新的反拐立法。这些新的法律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的许多条款。这些新的法律试图将保护扩大到更广泛的范围,涵盖了广泛的剥削行为,将男性也包括在内。加重了判刑,主要的定义与国际公约相一致。这些法律反映出项有效的反拐立法框架前进了一步。A
  然而,这些法律也提出了执法和执行上的挑战。在这些法律中,重要的问题如受害者拘留,受害者保护,受害者起诉以及受害者地位等问题并未清晰有效地在法条中体现出来。例如柬埔寨的新反拐立法,虽然详细地描述了那些行为是法律禁止的,但没有全面提出受害者保护的问题,导致司法系统没有这方面的权力也没有章程可循。因为拐卖人口案件起诉的复杂性,检方和调查方在整个调查和审判阶段非常重要。检方越早介入越有利。然而在东南亚地区,警方和检方的工作是截然分开的。这种做法通常是实践中发展而来的,而非法律要求。例如泰国检方说他们懂得与警方合作的重要性,但无奈无法实现。
  2.8.公平审判的顾虑
 
  问题三:盯住大鱼
  除相对很低的起诉率外,起诉很少针对那些掌握钱权、在人口拐卖中获利最大的人。
 
  4.未来的重点
  考虑到检方、警方和法院在解决拐卖问题所面临的问题,考虑如何最好使用有效资源来协助刑事司法体系加强对人口拐卖的回应是非常有用的。下列是三个建议的重点:
  4.1.制定、执行统一标准
  确定有效回应人口拐卖的基本原则和有效做法,为司法实践机构和决策者提供如何与国际标准提供标杆。统一的标准也为跨国合作奠定基础。
  在这方面,亚洲反对人口拐卖项目于东盟跨国犯罪高官会紧密合作,开发了一套实施指南,这些指南反映了本地区的重点和政策。实践指南主要关注人口拐卖案件的起诉和审判,围绕两个大主题展开:证据问题和国际合作。
  4.2.专业化
  如前所述,实践指南的一个原则就是建立一个专业的反拐案件应对队伍非常重要。在警方和检方建立专门处理拐卖案件的部门对提高案件办理质量、更多更有效地惩处犯罪非常有效。
  4.3.关注流入国
  考虑到整个刑事司法体系中针对人口拐卖类案件的资源的有限,因此关注流入国更为有效。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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