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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2010年人口贩运问题报告》(中国部分)
     时间:2019-07-03 20:27:30     访问量:

美国《2010年人口贩运问题报告》(中国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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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第二级观察名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逼迫男性、妇女和儿童从事被迫劳动、卖淫的人口贩运活动的来源地、中转地和目的地。来自缅甸、越南、老挝、蒙古、俄罗斯和朝鲜,以及远至罗马尼亚和津巴布韦地区的妇女儿童被贩运至中国,被商业性剥削或被迫劳动。组织严密的国际犯罪联合组织和地方团伙在国内和跨境人口贩运中充当重要角色。全年被报道的被贩卖至中国的越南和缅甸公民数量有较大增加。有些贩运受害者被监禁,其中很多人受到债务胁迫。很多进入中国的朝鲜人在被迫婚姻和网络性交易中被强迫卖淫或被强迫劳动。
  虽然多数人口贩运活动发生在中国境内,有报告显示中国的男性、妇女和儿童在世界上众多的国家和地区被强迫卖淫和被强迫劳动,(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英国、美国、德国、马来西亚、台湾、安哥拉、乌干达、加纳、赞比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南非、智利、波兰、意大利、法国、捷克共和国、芬兰、比利时、荷兰、西班牙、乌克兰、阿塞拜疆、巴林、以色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富汗、马尔代夫、阿曼和卡塔尔。有报告显示,为移民到外国工作,中国国民承担着较大金额的债务,有时高达70,000美元,这使他们面对债务胁迫和贩运情形时非常容易受到伤害。中国在非洲经济活动增长的同时,一些报告显示中国工人被进口商和建筑公司贩运至非洲。中国妇女和女孩也被贩运至非洲被迫卖淫。专家和非政府组织报告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上偏爱儿子的文化,致使中国性别比例失衡,可能导致从中国国内、蒙古、朝鲜、俄罗斯、缅甸、老挝和越南贩运妇女和儿童强迫结婚,将他们置于容易受到非自愿家庭奴役或其配偶强迫的商业性剥削的境地之中。
  中国估计超过1亿5千万的流动人口中,国内贩运最常被提到。在中国到处的砖窑、煤窑、工厂和建筑工地里,强迫劳动仍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为数众多的经过证实的报告显示,在报告期间有儿童、成人和民工被迫遭受奴役的现象。作为一个例子,2009年5月,媒体报告揭露了在安徽省砖窑的一个被强迫劳动案例,在那里智障工人处于奴隶一样的境况。参加一个由政府资助的中国内地农村劳动力转化项目的工人们,包括童工,据称是因为受到威胁或处罚而被迫参加该项目,但是参加同一项目的其他人则声称没有受到强迫。据报道新疆政府部门仍在那些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强迫一些农民劳动。根据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强迫劳动是一些戒毒拘留中心的一个问题。据报道一些被拘留人员被迫为与中国当局有伙伴关系的私人企业工作,时间高达每天18个小时,没有报酬。许多劳改所的犯人和被拘留人员被要求工作,通常没有报酬。当局出于行政决定,将个人扣押在这些机构中。强迫劳动仍然是惩教机构中存在的问题。
  仍有报告显示一些中国儿童被强迫卖淫和各种形式的强迫劳动,包括行乞、偷窃、卖花和在砖窑和工厂中工作。外来人员的子女面对贩运时特别容易受到伤害。例如,有报道称发现童工在砖窑、低技能服务部门以及小作坊和工厂中工作。这些报告发现这些未成年劳动者约十几岁,多为13到15岁,但是有些只有10岁。在2009年11月,一次爆炸炸死了在广西一个生产烟花的作坊里工作的13个上小学的孩子,他们都是在邻省的工厂中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据国外媒体报道在中国各个地区的勤工俭学项目(一般有当地政府参与)被报道使用童工,学校以职业培训为借口为工厂和农场输送童工。根据外国媒体的报告,在新疆,儿童在“勤工俭学”项目的幌子下被强迫为部队的生产大队摘棉花。有报告显示一些学生在工作条款和条件方面毫无发言权,在不利的工作情况下和危险的环境中也几乎得不到保护。在中国,被迫劳动和童工的总体范围并不明确,部分原因是政府只针对此事发布了有限的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未能完全遵循杜绝人口贩运的最低标准。但是,它正作出巨大努力来遵守该标准。虽然今年中国政府认可了《2000年联合国打击贩运人口议定书》,承诺将其国内法律与国际关于贩运的标准保持一致,但是并未修改反贩运法律和国家行动计划以定罪和应对所有形式的劳工贩运和性贩运。中国政府报道了被起诉的“贩运”罪犯和被帮助的受害者的数量的增加,但是这些努力都是根据中国对“贩运”有限的定义,中国政府继续将人口走私及以收养为目的的儿童诱拐与贩运罪行混为一谈。
  当局逐步加强受害者保护服务,在国内的一些地区增强与本地非政府组织合作,以向受害者提供接受服务的渠道和向边境警卫队提供打击贩运的培训。除此之外,中国政府未能充分应对中国的贩运问题。中国政府未在调查和起诉劳工贩运罪行和审判劳工贩运罪犯上做出重要努力,也未能充分应对政府官员的腐败。政府缺乏一个正式、全国性的程序以系统地识别贩运受害者。它也未能在全国范围向本国和外籍贩运受害者提供全面的受害者保护服务。有时受害者会因为从事非法活动――例如违法卖淫、违反移民管控条例等这些被贩运的直接后果而受到惩处。中国政府仍会强行遣返朝鲜的贩运受害者,他们在返回后将因由于被贩运而有时直接导致的违法行为而面临惩罚。政府数据收集系统的不完善和有限的透明度继续阻碍记录和量化打击贩运的进程。因为这些原因,中国连续六年被列为“第二级观察名单”。
  为中国提供的建议:修订国家行动计划和国家法律,使各类劳动贩运行为非法化,使法律遵循国际义务;扩大主动正式的程序,系统识别贩运受害者,包括劳动贩运受害者和被贩运到国外的中国人,以及弱势群体,如民工和因卖淫遭到逮捕的外国妇女儿童;继续培训执法和移民官员,使用着重于受害者需求的方法来识别和对待贩运受害者;停止强制遣返北朝鲜贩运受害者的惯例做法;大力度致力于为保护受害者提供更多资源的努力,包括为帮助贩运受害者的避难所拨款;增加对避难所工作者的培训;增加辅导、医疗、再融合、和其他恢复性的帮助;增加男性和女性,以及性和劳动贩运受害者可以得到的保护服务;努力向在海外的中国贩运受害者提供获得服务的途径;增加解决劳动贩运的资源,包括改进工作场所检查,改进为在可能会发现贩运受害者部门工作的官员提供的培训;支持帮助外国和中国贩运受害者的法律帮助计划;增加涉及强迫劳动贩运罪行的调查和起诉数量,包括那些为强迫劳动和债务威胁提供便利的召集者和雇主;尽更大努力积极调查、起诉、和判决在贩运罪行中串通的政府官员;扩展已有运动,减少对强迫劳动和商业性行为的需求;改进贩运案件的执法资料收集方面的努力,与政府相应能力保持一致,分解资料以反映出符合贩运定义的案件;对中国所有形式的人口贩运进行系统性研究并使中国国民也加入其中。
 
检举
 
  在汇报期间,基于中国对于“贩运“的有限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打击贩运人口的努力取得不均衡的进展。在这一年中,中国法律中对贩运的法律定义仍然不符合国际标准。中国对贩运的定义确实包含非物质形式的强迫、欺诈、债务奴役、非自愿惩役、强迫劳动或对男性进行侵犯,尽管这些罪行的很多方面在中国刑法的其他条款中有所涉及。中国对贩运的法律定义无法将遭受商业性交易压迫的14岁以上儿童自动视为贩运受害者。有一点还不明确,即中国法律是否将除诱拐之外的强迫形式,如身体伤害或非身体伤害的威胁,视为构成贩运的一种手段。虽然中国刑法第244条规定强迫劳动为违法行为,但仅规定罚款惩处或最长达3年的有期徒刑,并只有当情况“严重”的情况下--惩处不够严厉。另外,现行法律仅适用于合法雇主,并不适用于非正式雇主或非法工作场所。中国对贩运的法律定义不承认贩运的男性受害者或劳动贩运的成年人受害者。在这一年中,政府没有采取措施制定法律禁止所有形式的贩运,尽管政府在2009年12月签署认可《2000年联合国贩运人口议定书》,规定中国有义务禁止所有形式的贩运并在24个月内使其国内法律符合国际标准。基于政府对“贩运”的有限定义,且政府往往将人口走私和出于领养目的儿童诱拐与贩运犯罪混为一谈,中国公安部于2009年报道判决2413名贩运案件的被告,比上一年有所增长,处理了7000多起贩运案件,涉案7300名妇女和3400名儿童。政府报告了逮捕全国通缉的20名人口贩中的19人,以及追捕涉及贩运的犯罪网络和有组织犯罪团伙的工作。警方进行“人口调查”,寻找贩运受害者并公开人贩嫌疑人的文件;然而,上述努力的效果不明确。2009年,中国政府官员注意到现在用来监督贩运的统计方法不符合国际标准并试图对其进行修订。2009年4月,中国官员与哥斯达黎加官方机构合作逮捕了一贩卖中国儿童到哥斯达黎加进行强迫劳动的国际团伙的多名成员。但是,随着中国移居海外人口的扩大,中国没有充分发展其能力,制度化其与贩运相关的国际执法合作。2009年5月,官方报道逮捕10名男子,这10名男子购买、奴役并虐待32名有精神障碍的人,并强迫他们在安徽省的砖窑内工作。杭州当地官方现金悬赏信息致使强迫儿童和残障人士乞讨的帮派头目遭到逮捕。4月份江西省官方发起打击强迫儿童劳动的犯罪组织的运动。5月份广州省官方发起打击强迫未成年少女卖淫和强迫儿童劳动的运动。
  不断有迹象表明当地官员在贩运中串通。地方贪污仍是诉讼的障碍;但中国在2009年以禁止在贩运犯罪中串通的条例为标准评估政府官员工作表现。在这一年中,有报道称新疆当地官员强迫并威胁成年人和儿童参加政府赞助的劳动力转移计划,并使用欺骗手段使儿童看上去符合工厂的法定工作年龄。有报道称一些中国边境警卫与人贩和朝鲜边境警卫勾结,为在中国妓院被迫卖淫的朝鲜妇女拉皮条。在这一年中,报道了三起关于中国国民因出售朝鲜妇女而被捕的诉讼案件,其中一名中国人被判入狱超过5年。中国政府没有充分报道其在调查、检举和惩处在人口贩运犯罪中串通的政府官员所做出的努力。
 
保护
 
  中国政府在此报告期间为提高保护做出了努力;但是,识别和保护贩运受害者的努力仍不够充足。官方继续把保护工作的重点放在妇女和儿童身上。政府在主动识别男性贩运受害者以及劳动贩运受害者方面的努力不够充分。7月份,福建官员加大努力,包括与村委会合作,识别贩运受害者和处于危险的人口。在海外的中国贩运受害者接受中国官方的资源或保护的途径很少。中国官方与国际移民组织合作,扩展为在外国的中国贩运受害者提供支持的能力,尽管这些项目还处在不成熟阶段。外交部已经开始探索处理在海外中国受害者的可选方法,但还未完全扩展其能力。尽管据报道称国家有约1400个避难所可以为受害者提供一些援助,但全国只有5个专门针对贩运受害者的避难所,其中1个由政府运营。虽然官方报道称全国的避难所援助了12000名妇女和儿童贩运受害者,但政府的数据是建立在本国对于贩运的定义基础上,而这一定义并不符合国际准则。尽管为了应对其缺点,政府正在与国际组织合作,但大多数避难所并未特别配备员工并且也未接受培训以援助贩运受害者。南部边境的非政府组织报道了2009年的一些改进, 中国官员为贩运受害者提供救援和恢复支持。但是需要显著加强所有上述努力。
  由于专门协助贩运受害者的收容所数量不足,贩运受害者通常返回他们的家园却得不到辅导或心理关怀。全国范围内的受害者没有获得长期护理的途径。南部边境省份的省级政府缺乏资源,经常依靠非政府组织来协助向受害者提供服务。在云南省,中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在非政府组织的协助下,向一些受害者提供医疗护理、辅导和职业培训。在本年中,当局与外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一起就受害者的身份识别培训执法、移民和社会服务人员。然而,政府保护受害人的种种努力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和规范。政府联合非政府组织为与缅甸接壤的边境联络办公室提供培训班,以提高警察部队的能力,识别和保护贩运受害者。民政部开始就受害者的身份识别、保护以及重新融入社会为中国收容所的管理人员提供培训。在过去的一年中,当地中国公安干警增进了与驻二连的蒙古领事馆及非政府组织代表的合作,以识别和拯救中国的蒙古族性贩运受害者。外交部负责领事事务的工作人员接受了培训以识别国外的贩运受害者。
  外国受害者普遍被遣返,有时出于非自愿。他们几乎没有途径获得康复、财务或法律援助。政府没有给外国受害者提供返回其原籍的合法选择,即使他们可能面临困难或报复。一些被认定为贩运受害者并被遣返回外国的外国妇女和儿童其实并非贩运受害者,而是由于其非法移民的身份而在贩运受害者专门机制下被驱逐出境。
  虽然政府规章规定,被遣返的中国和外国贩运受害者在返回后不再面临罚款或其他处罚,当局承认,一些受害者仍然受到刑事处罚或罚款,因为条款允许对无证件旅行的人处以罚款。此外,受害人身份识别有效措施的缺乏和中国警察的腐败,在某些情况下,导致受害者因被贩卖而犯罪,从而受到惩罚。在那些有官员接受关于人口贩卖培训的地方,有受害者没有受到惩罚或罚款的报道。
  中国当局违反其对1951年联合国公约有关难民地位和2000年联合国人口贩运议定书中保护受害人原则的承诺,继续其开始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的强行遣返驻中国朝鲜难民――包括贩运受害者――的工作。中国继续只把朝鲜的贩运受害者视为非法经济移民,驱逐他们回朝鲜,在那里他们可能面临严厉的惩罚。中国政府拒绝向朝鲜的贩运受害者提供合法的遣返选择。中国当局起诉那些协助朝鲜难民和贩运受害者的公民。政府继续禁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访问中国东北部的朝鲜人口。缺乏获得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援助的途径以及长期害怕被中国当局强制遣返,这使朝鲜难民更易落入人口贩子手中。
 
预防
 
  中国政府在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援助下在某些领域加大努力以防止人口贩运活动。包括部级机关在内的政府努力在处于最危险境地的人群中提高公众意识。2009年4月,公安部推出了一个为期9个月的打击针对妇女和儿童贩运的反贩运活动。中国全国妇联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继续反贩运的预防运动,涉及范围达300万人。政府报告称组织并参加了在北京、安徽、湖南、云南、贵州和陕西等地由合作伙伴国际组织为官员提供的打击贩运培训。公安部开展了项目以教育和监督处于贩运风险的人口;一个在广州和云南开展的试点项目免费就保护儿童免遭贩运向流动工人提供讲座。中央政府报告说,它改变了地方安全官员的晋升标准,加入了反贩运工作的内容。政府报告说,它发起了一项动议,打击非法职业中介的活动,其中一些可能已经卷入人口贩运活动。中央政府下发文件,明确政府机构在打击儿童劳役中的责任,并对政府官员规定义务以作为扩大化努力的一部分,打击儿童贩卖。
  政府没有为贩运证据提供有关监测人口迁进迁出模式的信息。中央政府并没有着手解决生育限制政策,它是性别失衡的原因之一,而(性别失衡)被一些人认为导致了中国人口通过强迫婚姻,贩卖妇女从事强迫劳动。在报告所述期间,中国政府进行了户口户籍制度改革;但是,它可能仍然是促使国内移民容易从事被迫劳动的一个因素。当局并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防止内部性剥削或强迫劳动的贩运,尽管全国各地这种贩运(活动)很普遍。政府没有采取足够措施在这一年中减少对强迫劳动、商业性行为、或儿童性旅游活动的需求。 2009年,当局与缅甸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合作打击贩卖,并与老挝共同在云南省设立了一个反贩运联络处,类似于同缅甸和越南在边境口岸的办公室的运行。在国外参加维和行动的中国部队在被派遣之前没有受到过有关人口贩运的培训。不过,也没有就中国维和人员贩运行为的指控。
 
问题1:为什么中国再次排在第二级观察名单?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不完全符合消除贩运的最低标准,但它正在作出相当大的努力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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