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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文山:全国“拐卖儿童重灾区”样本调查
     时间:2019-07-03 20:06:52     访问量:

犯罪嫌疑人现场指认被拐卖的婴儿。本报记者 何春中摄
 
  “快,跟上!”2012年12月18日22时55分,云南省文山市开化街道西山社区中寨村,一队全副武装的身影穿过窄窄的胡同,快速奔向一间出租屋,狗叫声瞬间打破了夜空的宁静。
  5分钟不到,一男一女几乎没有任何反抗,被从出租屋里带了出来。出租屋内,墙上、床上、地上到处是婴幼儿的衣服,衣服有大有小、颜色各异,桌子上还有婴幼儿吃剩的奶粉和药品。1名男婴和两名女婴被当场解救。
  在被现场解救的3名婴儿中,1名女婴患有肺炎,随后被送往当地医院治疗,另外两名婴儿被送往当地福利院安置。
  “今天晚上的集中抓捕行动务必要取得成功,要尽快审讯犯罪嫌疑人,并解救更多的被拐儿童。”时钟回溯到2012年12月18日21时55分,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公安局指挥中心灯火通明,公安部打拐办有关负责人在作出部署时,脸色凝重。
  按照抓捕方案,此次文山州共有12名犯罪嫌疑人涉案。当日22时,文山州公安局副局长程军拿起话筒,大声下达了抓捕命令:“我宣布,集中统一抓捕解救行动现在开始!”
  这是由公安部督办的一起特大拐卖儿童案全国9省统一行动的云南省文山州指挥现场。
  此前,公安部在福建省福州市召开特大拐卖儿童专案会议,会议通报了此案共涉及文山州文山市、砚山县、广南县、麻栗坡县、丘北县、富宁县6个县。
  2012年12月18日晚,在公安部统一指挥下,福建、四川、云南、安徽、广东等9省公安机关同步开展集中抓捕和解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355名,9个危害极大的拐卖儿童犯罪团伙被警方摧毁。89名被拐卖儿童被成功解救,并送当地民政部门妥善安置。
  这一天,距国务院办公厅2007年12月13日发布中国首个国家反拐行动计划《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5年零5天。
 
  人贩子:“下线要男孩就找男孩,要女孩就找女孩”
 
  西山社区中寨村出租屋内被解救的3名婴儿是犯罪嫌疑人王国英、李明根夫妇在西畴县、砚山县等地购买。
  47岁的王国英2000年因贩卖毒品被判过9年有期徒刑。在贩卖婴儿时,他的丈夫李明根负责用摩托车“接货”,接回来之后,由王国英负责看管和照料,等到她和下线联系好后,再到外地去“送货”。
  2012年12月21日上午,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文山看守所见到了王国英。
  看起来一脸憔悴的王国英似乎并不隐瞒自己所做的一切:“从今年8月到现在,我一共抱了8个孩子,时间上记不准了,还有3个小孩没有卖出去。”
  王国英坦承,这3个孩子刚买来不到一个星期,准备卖往河南。由于在河南暂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买家,就没有出手。
  出生不到一个月的男婴是她花了2.86万元,12月17日从城郊买的,但她也不知道上线是谁,只知道绰号是“胖子”。这名男婴长得很健康,白白胖胖的,经“胖子”联系后,她从孩子的母亲手中接过来的。当时这位母亲还带着一个3岁左右的小女孩,自称老公死了,没有能力抚养,才26岁的她,还要嫁人。
  两名女婴,出生都不到两周,一名女婴王国英花了9200元买的,另一名女婴她花了6200元。
  “但现在一个女孩子得了肺炎,要管理得好好的才能卖出去。因为小孩生病不能拿出去卖,在把小孩卖给下线时,要经过医院检查。小孩没有毛病才有人要,有毛病不会有人要。”王国英低着头说,“下线要男孩就找男孩,要女孩就找女孩。我平常就留心打听哪儿有孩子要卖。”
  在王国英已卖出的5名儿童中,除了有一个是9200元买的,剩下的每名儿童她买时都花了6500元。卖给下线李某时,一个可以得到两万元,扣除给送孩子到河南的人1500元,就是她的所得。
  曾经离异的王国英称,她和前夫生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她和第二任丈夫李明根又生了一个女孩,才1岁多。“我们没有房子,现在是租房住,想自己挣点钱买房子。我觉得做这个事情不对,当时我做时,也想过公安机关会抓我,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参与此案抓捕的文山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李俊伟说,也许王国英的上线还有上线,尽管她交代说经手了8个小孩,但不排除还有更多的小孩被她拐卖,目前警方还在核实。
 
  广南:“陌生人无正当理由进村,会被怀疑是警察”
 
  在这起特大拐卖儿童犯罪专案中,文山州确定的12名涉案嫌疑人有7名在广南县。
  广南县是文山州的第一大县,也是全州8个县区拐卖儿童问题最为严重的一个县,现有18个乡镇,81万人口。当地警方提供的数字表明,自2007年以来,广南县共立拐卖妇女儿童案件59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00人,涉案婴幼儿近600名。
  2012年12月18日22时,广南县公安局抽调70余名民警组成抓捕、通讯保障、后勤保障、机动应急、看守、审讯等9个工作组,分别对广南县境内珠琳、五珠、者太、者兔、黑支果、曙光6个乡镇的7名涉案嫌疑人实施抓捕。
  到2012年12月19日凌晨4时30分,7名涉案嫌疑人全部到案。根据7名到案嫌疑人供述,当地警方又将另外10名涉案嫌疑人抓获。
  在公安部下达抓捕命令后,从警20年的广南县公安局副局长邢锦带领一个组要抓两名嫌疑人。自称“天生就是干刑警”的邢锦说,当年他在刑警大队工作时超过60%的精力都用在了打拐上。
  2012年12月18日晚,邢锦所在的抓捕组进村时,发现一名嫌疑人正好在村里一户人家喝喜酒。直到夜里3点多钟,等嫌疑人酒喝得差不多了,回到了家,邢锦才带人将嫌疑人抓获。那户办喜事的人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当抓捕组将嫌疑人带回看守所时,已是清晨6点多。
  在者太乡大田村委会新发寨村民小组抓另一名嫌疑人时,嫌疑人的父亲是这个自然村的村干部,家里藏有两支火药枪。当时,这名村干部说儿子不在家,想阻拦。村干部的老婆抱着孙子,也想阻拦。嫌疑人跑到床角躲了起来,床很矮,里面有很多杂物。直到抓捕人员掀开床板,才发现嫌疑人躲在里面。
  经初步审讯,广南县的这7名嫌犯是以王朝仙、杨朝荣夫妇为首的一个团伙,7个人分工明确。他们中有5个人是家族式的,都住在同一个乡,另外两人是“马仔”。作为“中线”,这个团伙起的作用是找到婴幼儿,再通过中间人卖给下线。“中线”有自己的关系网,有的到外地找亲子亲卖的,有的甚至采取骗、偷的形式,小孩的来源范围很广,跨省、跨市的都有。
  王朝仙带到福建贩卖的是两名出生不到10天的男婴,她带个保温瓶坐长途大巴,路上在服务区加点水,再用奶瓶兑奶粉给婴儿喝。
  由于一夜没合眼,广南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打拐中队中队长袁佳在谈及案件时略显疲惫:“在广南涉案的村寨,只要有陌生人无正当理由进去,就会被怀疑是警察,就会被村里人反向摸底。我们的侦查员要想尽各种方法才能进村,他们的身份有的连当地干部都不知道。”
  袁佳说,从广南往内地贩卖一个五六斤的婴儿,纯利润一般在2.5万元左右,这远远超过当地村民一年务农的收入。“尽管打拐防范宣传做了很长时间,但他们都存在侥幸心理,如果不被查到,就能狠赚一笔。”
 
 
  龙乜村:一个拐卖儿童“专业村”的劫后重生
 
  从广南县城开车经过两个多小时山路的颠簸,就到了龙乜村。这个自然村在323国道附近,具备了人口犯罪中一个很重要因素――交通因素。全村有84户,430多人口。如今,村子里常年在家的只有200多名村民,有一半在外打工。
 
  龙乜村曾是广南县的一个“污点”。
 
  上世纪90年代,广南县南屏镇龙乜村由于经济落后,村民急于摆脱贫困,在周边村寨大肆收买婴幼儿进行贩卖,逐步形成了以龙乜村为中心,辐射周边村寨集收购、贩运、转卖为一体的拐卖儿童“专业村”。全村有70%的村民与省外一些不法分子勾结,将婴幼儿拐卖到广东、福建等省市,牟取非法暴利,成为全国闻名的拐卖儿童村。
  “龙乜村拐卖最严重的时候,像街上卖猪肉一样,大白天都在做卖小娃的生意。”50岁的龙乜村村长马忠寿回忆,“早些年,龙乜村有3个妇女嫁到了福建,她们回来时,就从边远的村寨买孩子,贩卖到福建,这3名妇女后来都被判刑。”
  1998年1月,云南省州县三级公安机关对龙乜村拐卖儿童犯罪活动进行专项整治,共抓获犯罪嫌疑人45人(经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有18人),查破案件74起,涉及被拐儿童104名。
  在这次打击后,龙乜村有的人家连买盐的钱都没有,村民士气低落。考虑到打击和防范相辅相成,广南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研究了案件的发案规律,感觉警务保障困难,警力也少,人口犯罪形势严峻。在此情况下,不能单靠打,还要靠防范,就决定先找一个拐卖儿童最严重的村进行整治,把这个村搞好以后,再推广到其他地方。
  广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孙世明当时在刑警大队,参与了这项试点工作。他第一次进龙乜村时,村民们都不敢见他。好几次,警笛在公路上一响,有的村民甚至跑到山上躲起来。
  孙世明有时候一个多星期住在村里,他和同事一家一户敲门做工作:“我是来给你们脱帽子的,脱什么帽子?儿子讨不到媳妇,女儿嫁不出去,女儿嫁出去了,男方家的村子,就会议论你,会不会把村子里的孩子给偷了卖了。那你们怎么办?你们要发自内心去改,首先要学法,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家规和国法都不允许拐卖人口……”
  “这需要有一帮人,关键有爱心、责任感和使命感。”孙世明总结道。
  为防止村民因贫返拐,2000年6月,广南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与龙乜村建立了“警民共建文明村”,在1998年打击处理的基础上,从帮助村民重树信心入手,将村民团结起来,通过选举产生群防群治组织,制定和完善规章制度,组建了以《村治安公约》为依据的护村队。
  随后,通过文山州公安局刑警支队牵线,英国救助儿童会中国项目总部官员及云南省社科院专家到文山考察项目,将龙乜村作为社区预防拐卖犯罪的项目点,由广南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广南县南屏镇政府共同协作,在龙乜村开展为期3年的“社区预防拐卖儿童犯罪”项目。
  根据这个项目的要求,龙乜村成立了“三套班子”即:村民小组、护村队、村“妇女之家”,并进行了多次培训。当地政府部门也投入大量资金解决人畜饮水问题等,从而保证了该项目计划的顺利开展。
  49岁的张国华如今就是龙乜村“妇女之家”的负责人。“妇女之家”就设在张国华的家里,她一个月要组织村里的妇女开3次会,聊聊家常和做生意的市场行情。
  张国华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两个女儿都嫁出去了,儿子在州里的中学上高三。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看上去风风火火的张国华也曾经因参与拐卖儿童被当地警方处理过。
  1995年,张国华只身一人背了一名1个多月大的男婴,坐10多个小时的大客车到广西南宁,再坐3天3夜的火车到福州,将男婴卖给人贩子,来回的车费由中间人付。
  “当时抱在怀里,就像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路上很紧张。”那名男婴最后被张国华卖了700元,最后到手的才两三百元。
  男婴是张国华走了5个多小时的山路,从当地苗寨的一户人家花了300元抱回来的,这户人家已经有两个男孩。“当时买一个女婴才两三百元,男婴才500元左右,并不认为是犯罪,还认为是救了孩子一条命。”
  直到现在,这名男婴到底在哪里?张国华也“晓不得”。
  在后来的查处中,张国华被罚款1万元。
  认识到拐卖儿童后果的严重性,张国华痛定思痛,决定勤劳致富,她栽三七、种菜、养猪,老公在外面打工。2009年,张国华家花了13万元盖起了一幢3层小楼房。2009年4月,张国华作为云南省勤劳致富带头人的农民代表,还到北京开过会。
  见到记者时,49岁的王登普怀里正抱着1岁半的孙女儿在门口散步。1997年,他曾经因为在广东打工时从文山拐卖3名儿童被判无期徒刑,后被减刑后再假释。2008年11月,王登普回到龙乜村的家中。回来之后,他感觉自己的家同邻居家相比已落后了10多年。
  龙乜村的变化显而易见。这个村目前搞运输的有30多户,有大小机动车辆35辆,54名驾驶员有10多名是妇女,他们组成了南屏镇的一个运输协会队,运输当地的农副产品。
  “现在村民们不敢再做小娃生意了,即使有人鼓动也不会做。村民们有钱了,生活改善了,思想就稳定了。”南屏镇派出所所长谢吉明说,“龙乜村近3年没有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连治安案件都没有。”
 
  还老百姓一个晴朗的天
 
  在2012年年底的这起专案中,涉案的12名前期抓捕对象文山州8个县就涉及6个县。在警方随后扩大的“深挖”下,这个数字已攀升到36名。
  反思文山之所以成为全国拐卖儿童的重灾区,文山州公安局副局长程军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文山州大多数拐卖案件都是拐卖妇女,进入2000年以后,许多犯罪分子从拐卖妇女转化为拐卖儿童。
  由于没有条件去发展经济,财困民穷成为长期困扰当地的问题。文山州是多民族聚居区,自然条件恶劣,当地老百姓人均耕地不足1亩,全州8个县都是国家级贫困县。尽管国家加大了对文山的扶贫力度,也建设了很多小康村,但经济发展和其他地方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受经济利益驱使,一些人走上了贩卖妇女儿童之路。
  程军分析,买方市场需求旺盛,也让不少人铤而走险。内地和东南沿海受多子多福传统观念的影响,家里怎么也要生个男孩来传宗接代。还有的夫妻结婚以后不能生育,对婴幼儿的需求就非常大,特别是对男婴的需求非常突出。没有买方市场,就不会有卖方市场。从买方市场看,一般一户人家只会买一个小孩,和法律层面的“情节严重”挂不上钩,导致对收买人追究刑责的很少。如果追究买方市场,将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
  2008年以来,全国各地加大了对拐卖儿童犯罪的打击力度,迫使拐卖儿童的价钱直线攀升。原来拐卖一个婴幼儿的价格可能就是几千元到1万元。这两年,拐卖空间被挤压之后,利润更高。通过在文山已破获的案件看,最高的一个儿童卖到内地,卖到了七八万元,获得的利润有两三万元。
  “你打得紧,行情就水涨船高,小孩子更贵,对犯罪分子就意味着利润更高。”程军说。
  在具体办案中,拐卖案件大都涉及上线、中线、下线,上线为人贩子或婴幼儿亲生父母,中线为转手者或“保姆”(一般是妇女,有的还是哺乳期的妇女,以逃避侦查),下线为收买人。在办理案件中,当地警方抓获的一般都是中线,上线很难找到,往往无法核实,这给取证抓捕和打击带来较大难度。
  由于上线找不到,被解救的婴幼儿无父母认领,给婴幼儿的处理带来极大困难。为解决打拐解救儿童身源认定难的问题,公安部于2009年建立了全国“打拐”DNA信息库,采集被拐儿童父母和疑似被拐儿童的DNA信息后,录入信息库进行比对,成功为2000余名被拐儿童找到了亲生父母。但即便如此,仍有不少解救的被拐儿童找不到亲生父母。
  据广南县公安局副局长邢锦透露,广南这几年每年立的打拐案子都在100起左右,实际查到小孩和亲身父母的并不多。云南省高院今年到广南调研时,邢锦做过一个统计,5年来,该县破获的500多起拐卖案件中,查到的解救的婴儿只有70多个,其中找到亲生父母的只有10多个。
  在收集证据方面,贩卖儿童和贩卖妇女不同之处在于:如果是贩卖妇女,这名妇女至少可以描述犯罪嫌疑人是什么相貌。但婴幼儿特别是才几天的小孩都不会说话,被卖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从受害人这一方想获取证据就很难。一般警方在抓到嫌疑人时,他们都不会主动交代,即使在嫌疑人家里搜出与嫌疑人身份不相符合的奶粉、婴幼儿衣服,他们也不会承认。
  邢锦认为,现在社会上很多家庭有真心领养小孩的意愿,但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在这方面还有欠缺。他在刑侦大队时,就有没生小孩的父母向他打听,如果公安机关解救到没有父母的婴儿,想过来领养。“现在正规的收养很困难,需要办很多手续。”
  文山州党委、政府对打拐反拐态度非常鲜明。州委每年都要开常委会专门听取汇报,及时调整打拐工作策略和工作思路。目前,文山州已建立了拐卖案件的预警、信息研判、境外合作、多警种合作等多项机制。今年又出台了举报机制,每案奖励提供举报线索人员2500元~5000元。
  记者在广南采访时,文山州反拐联席会议正在这里召开。据悉,这次会议对整个文山州的打拐工作在注重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和部门联动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这几年,文山打拐的难点之一是警力和装备明显不足,以广南为例,县公安局打拐中队仅有8名专职打拐民警,却要应对众多的拐卖案件。
  “尽管如此,我们仍有信心把打拐工作做好,将拐卖儿童犯罪遏制住,回应老百姓一个良好的期盼,还老百姓一个晴朗的天。”程军说。
 
2013年02月07日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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