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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口贩运”国际界定对我国的启示(2015)
     时间:2019-07-03 20:06:45     访问量:

   摘要:作为国际社会在应对人口贩运方面最主要、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法律文件,《联合国反人口贩运议定书》首次从行为要件、手段要件、目的要件三个方面对“人口贩运”进行了全面、综合的界定。建议依据相关国际义务,结合我国法治实际,借鉴加拿大、美国等国的良好做法,改进我国界定拐卖犯罪的方式,建立更加严密、科学、合理的反拐刑事法律体系。
  关键词:人口贩运 ;拐卖犯罪;国际法;犯罪构成
  作者简介:兰立宏(1979-),男,河南南阳人,法学博士,铁道警察学院副教授,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为了有效地应对作为现代形式奴役的人口贩运犯罪[1],联合国于2000年11月通过了作为《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简称《公约》)补充议定书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简称《议定书》或《联合国反人口贩运议定书》)。《议定书》已成为目前国际社会在应对人口贩运方面最主要、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法律文件[2],也是国际法历史上首个对“人口贩运”进行全面、综合界定的全球性法律文件。[3]其第3条对“人口贩运”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于2010年2月正式批准了《议定书》,目前正在全面深入贯彻实施《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因此,借鉴相关国际规定,完善我国界定拐卖犯罪的方式,对于准确有效地打击拐卖犯罪、及时识别和帮助被害人、顺利开展相关国际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行为要件的含义及其国内法规定
  (一)行为要件的含义
  行为要件是《议定书》界定的“人口贩运”的核心要件之一,界定行为要件的方式直接影响法律规定的人口贩运犯罪的形式。根据《议定书》第3条,“人口贩运”的行为要件是指招募、运送、移交、窝藏或接收行为。这五种行为不要求必须具有跨国性且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既可以跨域国界,又可以发生在一国之内。这是因为《议定书》第4条明确规定,除非另有规定,《议定书》仅适用于具有跨国性且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人口贩运的预防、起诉及其被害人的保护。[4]《议定书》第1条第3款同时规定,根据本议定书确立的犯罪应视为根据《公约》确立的犯罪。而根据《公约》第34条,缔约国均应在本国法律中将根据《公约》确立的犯罪进行规定,而不论其是否具有跨国性或者是否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因此,缔约国有义务将人口贩运犯罪在国内法中予以规定,而不论其是否具有跨国性或者是否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而且行为要件中的任何一种行为在具备其他构成要件(如手段要件、目的要件)的情况下均可构成人口贩运。
  (二)中外国内规定之比较及其启示
  在我国,人口贩运及相关犯罪主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相关的刑法修正案、单行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制,涉及强迫劳动罪,协助强迫劳动罪,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构成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的强迫器官切除,强迫卖淫罪,引诱幼女卖淫罪,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拐骗儿童罪,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等犯罪。与人口贩运犯罪最直接相关的是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协助强迫劳动罪和协助组织卖淫罪。我国这种界定拐卖犯罪的方式与美国的分散式立法相似。因此,人口贩运犯罪行为要件分散在了这些犯罪的行为要件之中。这些犯罪的行为要件足以涵盖《议定书》界定的“人口贩运”的行为要件。和加拿大、美国将从人口贩运或强迫劳动或强迫卖淫中获取物质利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的做法类似,我国也将从强迫劳动或强迫卖淫中获取物质利益的行为纳入协助强迫劳动或协助组织卖淫罪的行为要件之中。和加拿大、泰国区分被害人的年龄对强迫儿童劳动或贩运儿童的行为规定更为严厉的惩罚的做法不同,我国关于强迫劳动罪与协助强迫劳动罪的规定并没有明确将被害人是儿童作为实施更严厉处罚的加重情节。和加拿大、泰国将强迫劳动、强迫卖淫、人口贩运犯罪规定相同处罚的做法不同,我国对强迫劳动和强迫卖淫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刑罚,不仅对强迫劳动罪规定的3年最高刑期远低于加拿大规定的14年、泰国的10年以及美国的20年,而且也没有规定被害人为儿童时的最低刑,而加拿大对此规定了最低5年的有期徒刑,泰国则规定了最低6年的有期徒刑。事实上,《刑法修正案(八)》在1997年刑法规定的强迫职工劳动罪的基础上修改为强迫劳动罪,并增加了可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严重情节,但并没有修改“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的基本刑。即使明确将被害人为儿童作为严重情节之一,严重情节的最低刑期也仅仅为3年。显然,这样轻的刑罚不足以有效地惩罚和威慑强迫劳动罪及协助强迫劳动罪,不利于对儿童进行特殊保护,也与加拿大、泰国等国的做法不一致。更重要的是,这种刑罚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刑罚不协调,无法与其他相关犯罪一起形成一个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有效的反拐法律体系。
  因此,建议将《刑法》第244条第1款关于强迫劳动罪的规定中的“3年”有期徒刑改为“5年”,同时借鉴联合国《打击人口贩运示范法》、《欧洲理事会反人口贩运行动公约》和《2011年欧盟反人口贩运指引》的规定,除了将强迫多人劳动、长时间地强迫他人进行重体力劳动或以非人道手段对待强迫劳动者作为加重情节予以列出外,还应将被害人为儿童、怀孕妇女、残疾人或智障人及犯罪分子属于有组织犯罪集团列为“情节严重”的情形。而对于强迫劳动致人死亡,或者在强迫劳动的过程中使用了绑架手段或者企图使用绑架手段,或者对被害人实施了性侵害或者企图杀死被害人这些特别严重的情节,可以作为独立情节,构成独立的犯罪,与强迫劳动罪一并处罚。《加拿大刑法典》把被害人为儿童作为加重情节,规定了最低刑。美国《贩运及暴力被害人保护法案》则把强迫劳动致人死亡,或者在强迫劳动的过程中使用了绑架手段或者企图使用绑架手段,或者对被害人实施了性侵害或者企图杀死被害人,作为强迫劳动犯罪的加重情节,规定了更加严厉的惩罚。结合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建议将《刑法》第244条第1款中的“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犯罪涉及一名以上被害人;
  (二)长时间地强迫被害人进行重体力劳动;
  (三)非人道地对待被害人;
  (四)被害人为18岁以下未成年人、怀孕妇女、残疾人或者智障人;
  (五)造成被害人自杀的;
  (六)犯罪涉及黑社会性组织;
  (七)犯罪分子之前犯过同样或类似犯罪;
  (八)其他严重情形;
  在强迫他人劳动的过程中使用暴力,致使被害人伤残或死亡的,以强迫劳动罪、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不少学者建议将《刑法》第240条的拐卖妇女、儿童罪恢复为“拐卖人口罪”,将拐卖对象扩大到所有人,包括14岁以上的男人、两性人等,以与《议定书》相一致。[5]笔者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正如上述所述,《议定书》界定的“人口贩运”实际上囊括了我国《刑法》规定的强迫劳动罪,协助强迫劳动罪,强迫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拐骗儿童罪等罪名,而不仅限于拐卖妇女、儿童罪。尽管拐卖妇女、儿童的直接目的是出卖,但最终目的往往是卖人为妻或卖人为子,或者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甚至卖给他人迫使其劳动。而拐卖14岁以上男性的目的主要是卖给他人迫使其劳动,当然还可能有其他目的,如强迫切除器官。因此,可以将大多数拐卖14岁以上男性的行为纳入强迫劳动罪或协助强迫劳动罪的范畴,完全没有必要恢复拐卖人口罪。也正是因为意识到《议定书》界定的“人口贩运”囊括了我国《刑法》上述分散的罪名,《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首次使用了“拐卖人口”,取代了《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中的“拐卖妇女儿童”,而且其应对策略不仅仅针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还针对强迫劳动、强迫卖淫、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法治安管理活动等拐卖犯罪。另外,为了体现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精神,也为了与《议定书》界定的“跨国性”相一致,建议将刑法第240条第1款加重情节“(八)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修改为“(八)跨境贩卖妇女、儿童的”。

  二、手段要件的含义及其国内法规定
  (一)手段要件的含义
  手段要件是行为要件和目的要件之间的连接点。[6]《议定书》第3条对“人口贩运”的手段要件进行了详细列举:以暴力相威胁或使用暴力或其他形式的胁迫、诱拐、欺诈、欺骗、滥用权力或滥用脆弱境况、通过授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对另一人有控制权的某人的同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手段要件仅适用于成年人贩运,儿童贩运仅要求行为要件与目的要件。《议定书》该条在界定“人口贩运”的概念时,同时做出说明:在使用了手段要件中的任何手段时,人口贩运被害人对于剥削行为的同意就无关紧要了。该款规定进一步表明只要具备了行为要件、手段要件和目的要件,便可构成人口贩运犯罪,而与贩运被害人是否同意了作为目的要件的剥削行为无关。在贩运被害人是儿童的情况下,只要具备了行为要件与目的要件便可构成人口贩运,更不管贩运被害人是否同意预谋的剥削行为。
  (二)中外国内规定之比较及其启示
  在我国,人口贩运的手段要件体现在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等拐卖犯罪的手段要件中。首先,作为拐卖妇女儿童罪行为要件的“拐骗”、“绑架”、“收买”、“贩卖”行为中包含有“使用暴力”、“胁迫”、“诱拐”、“买卖”等手段要件成分,并没有明确将“滥用权力或滥用脆弱地位”作为手段要件之一,尽管拐卖妇女儿童罪往往涉及对被拐卖妇女儿童脆弱地位的滥用。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手段要件为购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泰国明确将“通过授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对另一人有控制权的某人的同意以允许对其控制下的该人实施剥削”作为人口贩运的手段要件之一,而且明确将“买”、“卖”和“贩卖”作为人口贩运行为要件的一部分,但是此处买卖人口的目的是“实施剥削”。而我国拐卖妇女儿童罪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所包含的买卖人口的目的不限于“剥削”,还包括非法收养、非法婚姻等。尽管加拿大、美国的法律均未明确将“买卖”作为人口贩运的手段要件,但是并不排斥采用买卖人口的方式转移对被害人的控制权。这是因为《加拿大刑法典》和美国《贩运与暴力被害人保护法案》均未限定实施人口贩运要件行为的方式,作为人口贩运行为要件的“转移”、“接收”、“提供”或“获得”可以任何方式进行,包括通过买卖人口。因此,在加拿大、美国和泰国,为了强迫剥削目的而买卖人口或为了剥削目的而买卖人口均构成人口贩运犯罪。我国之所以将拐卖妇女儿童罪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分别规定,主要是考虑到这两种犯罪的不同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特别是当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目的是非法收养或非法婚姻时,收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显然小于以非法牟利为目的的拐卖行为。但是,我国规定的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处罚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处罚相比过于轻缓,无法有效地遏制和预防人口贩运犯罪,因而有必要加重对收买行为的处罚并改变不追究收买人刑事责任的做法,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修改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另外,为了在严厉惩治收买行为,以有效抑制拐卖需求和拐卖行为的同时,鼓励收买人在收买后善待被害人并尽可能主动报案或送回、交出被害人,建议修改《刑法》第241条第6款“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改为“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为了有效实施《议定书》,《刑法修正案(八)》首次规定了强迫劳动罪和协助强迫劳动罪。强迫劳动罪的手段要件为“暴力”、“威胁”或“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但是《刑法修正案(八)》未对此处的“威胁”进行界定,《刑法》也未对“威胁”的含义做出界定。[7]建议借鉴美国《贩运及暴力被害人保护法案》和泰国《反人口贩运法案》的做法。根据美国《贩运及暴力被害人保护法案》,实施强迫劳动的方式包括暴力、限制人身自由、实施严重损害、滥用法律或法律程序,或以使用上述方式相威胁。而此处的“严重损害”是指任何身体上或非身体上的损害,包括心理上、经济上或名誉上的损害,其严重程度足以使具有相同背景和处境的理智之人为了避免遭受此种损害而不得不从事或继续从事所要求的劳动或服务。[8]泰国《反人口贩运法案》第4条在界定“强迫劳动或服务”时,将其手段要件界定为“通过恐吓、使用暴力或其他任何使该人处于无法反抗的状态的手段,使人担心其本人或另一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或财产遭受损害”,这些手段包括身体上、心理上、经济上、名誉上和法律上的胁迫,而这些胁迫又足以使被害人处于无法反抗的状态。因此,可以将我国刑法中作为强迫劳动手段的“威胁”界定为“以使用暴力、限制人身自由、实施严重损害或滥用法律或法律程序相威胁”,其中的“严重损害”是指任何身体上或非身体上的损害包括心理上、经济上或名誉上损害,严重程度足以使具有相同背景和处境的理智之人为了避免遭受此种损害而不得不从事或继续从事所要求的劳动或服务。
  《刑法》第244条第2款在界定协助强迫劳动罪时,仅仅要求明知他人实施强迫劳动而为其招募、运送人员或有其他协助强迫他人劳动行为,并不要求任何手段要件。这种仅仅要求目的要件和行为要件而不要求手段要件的界定方法,与美国《贩运与暴力被害人保护法案》和《加拿大刑法典》界定人口贩运犯罪的方法相同。这种界定方法实质上扩大了人口贩运的适用范围。当然,在《刑法》该款规定是否确立了协助强迫劳动罪这一问题上仍存在较大争议,协助强迫劳动的行为也不限于招募、运送、移交、接收、窝藏等典型的人口贩运行为,还包括充当打手、保镖、管账人等从参与强迫劳动中获取物质利益的行为。这种扩大人口贩运犯罪适用范围的做法并不违反《议定书》的要求,这是因为《议定书》仅仅界定了规定了缔约国应予规定的人口贩运犯罪的最低标准,并不排除缔约国将更多的行为纳入人口贩运犯罪的范畴。但是,为了与《议定书》的定义要求相一致,建议借鉴美国的做法,将《刑法》第244条第2款确立为独立的罪名,并将其命名为“与强迫劳动有关的人口贩运罪”,将为了自己实施强迫劳动而招募、运送、移交、接收或窝藏人员的行为纳入该罪的范畴。这是因为与强迫劳动有关的人口贩运罪不同于强迫劳动罪,与强迫劳动有关的人口贩运行为并不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强迫劳动罪的从犯行为,其危害性不亚于强迫劳动行为。这也许是我国刑法和美国法律均将协助强迫劳动或与强迫劳动有关的人口贩运行为规定了与强迫劳动相同的处罚的主要原因。而且与强迫劳动有关的人口贩运罪不仅包括为了他人实施强迫劳动而招募、运送、移交、接收或窝藏人员的行为,还包括为了自己实施强迫劳动而招募、运送、移交、接收或窝藏人员的行为。而为了自己实施强迫劳动而招募、运送、移交、接收或窝藏人员的行为,根据《刑法》第244条第1款,仅构成强迫劳动罪的犯罪预备,其刑事责任显然轻于强迫劳动罪的刑事责任,不利于有效地打击和预防拐卖犯罪。而且作为协助强迫劳动行为要件的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收行为正是《议定书》界定的“人口贩运”的行为要件。[9]
  《刑法修正案(八)》充实了协助组织卖淫罪行为要件的内容,明确了“招募”或“运送”在行为要件中的地位,但没有对实施行为要件的手段做出规定,因而该犯罪的手段要件为任何方式。我国这种仅仅规定了目的要件和行为要件而没有界定手段要件的立法方式与美国、加拿大的立法方式相似。尽管如此,美国《贩运与暴力被害人保护法案》却在与强迫卖淫有关的人口贩运罪的处罚中根据实施行为要件的方式是否是暴力、欺骗或胁迫的方式规定了不同处罚。该法案界定的与强迫卖淫有关的人口贩运罪不仅涵盖了《议定书》界定的以强迫卖淫为目的的人口贩运犯罪,还涵盖了仅以利用未成年人卖淫剥削为目的而行为要件的实施手段不涉及手段要件的人口贩运犯罪,而且对于前者施加了1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后者区分14岁以下和14岁以上18岁以下的儿童分别处以1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和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加拿大刑法典》虽然仅仅对人口贩运的目的要件和行为要件进行了要求,目的要件中含有手段要件的成分,但是在对人口贩运的处罚中将实施绑架、性侵犯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因而实质上也区分了为了强迫卖淫而以威胁人身安全的手段实施行为要件的人口贩运与为了强迫卖淫而未以威胁人身安全的手段实施行为要件的人口贩运。借鉴美国和加拿大的上述做法、特别是美国的做法,建议对刑法第358条第3款进行修改,进一步明确情节严重的情形,将以暴力、胁迫或欺骗的方式实施行为要件的行为以及为了使14岁以下儿童卖淫而实施要件行为列为情节严重的情形,同时增加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下的处罚,以与组织卖淫罪和强迫卖淫罪的刑罚相协调,因而修改为:“为了组织卖淫或协助他人组织卖淫而招募、运送、移交、接收、窝藏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为了强迫卖淫或协助他人强迫卖淫而采取暴力、限制人身自由、实施严重损害、欺骗,或以使用暴力、限制人身自由、实施严重损害或滥用法律或法律程序相威胁的方式实施上述行为的;
  (二)为了引诱14岁以下儿童卖淫或协助他人引诱14岁以下儿童卖淫而实施上述行为的;
  (三)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目的要件的含义及其国内法规定
  (一)目的要件的含义
  目的要件是“人口贩运”犯罪构成不可缺少的主观方面。《议定书》第3条对作为“人口贩运”目的要件的“剥削”进行了规定,规定剥削应至少包括利用他人卖淫进行剥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剥削、强迫劳动或服务、奴役或类似奴役的做法、劳役或切除器官。根据《议定书》,只有为了剥削目的采用手段要件的方法实施了行为要件的行为才能构成“人口贩运”。当然,当被害人为18岁以下的儿童时不要求手段要件。目的要件被认为是“人口贩运”定义的要领,是“人口贩运”区别于“移民偷运”的关键。[10]作为目的要件的“剥削”不要求实际上实现,只要在采用手段要件的方式实施行为要件的行为时怀着“剥削”的目的即可。甚至有观点认为《议定书》规定的“人口贩运”并不包括“剥削”,仅仅涉及促使或导致剥削的行为。[11]因此,即使没有出现“剥削”的结果也可能构成人口贩运。
  (二)中外国内规定之比较及其启示
  我国分散的反拐刑事法律体系涉及作为《议定书》所界定的人口贩运犯罪目的要件的“利用他人卖淫进行剥削”(组织卖淫)、“强迫劳动”、“切除器官”,还涵盖了《议定书》没有明确列出的“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和“组织乞讨”,甚至包括不属于“剥削”性质的“非法收养”和“非法婚姻”。[12]但是,并未明确将《议定书》列出的“奴役或类似奴役的做法”和“劳役”作为人口贩运犯罪的目的。这和《议定书》未明确界定这些概念而这些概念的含义又存在较大争议有关。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目的要件为“出卖”。拐骗儿童罪没有明确的目的要件,但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可以推断出该罪的目的要件为“出卖”和“勒索财物”之外的任何目的。协助强迫劳动罪的目的要件为“协助他人强迫劳动”,协助组织卖淫罪的目的要件为“协助他人组织卖淫”,这两种犯罪均未将自己强迫他人劳动或组织他人卖淫作为犯罪的目的,这与《议定书》不一致。
  事实上,《议定书》界定的人口贩运目的要件在缔约国得到不尽相同的实施。首先,目的要件的范围大小不同。加拿大、美国、泰国和中国四个国家中,除了美国外,均未将《议定书》要求的“奴役或类似奴役的做法”和“劳役”列入人口贩运目的要件的范围。具体而言,加拿大《移民与难民保护法案》对人口贩运犯罪没有要求目的要件。《加拿大刑法典》则将强迫劳动或服务以及以欺骗、暴力、以暴力相威胁或其他形式的胁迫实施的器官或组织切除作为人口贩运罪的目的要件,但是这种强迫劳动或服务仅限于以威胁人身安全的手段实施,远小于《打击人口贩运示范法》界定的强迫劳动或服务的范围。《加拿大刑法典》未明确强迫劳动或服务的类型,似乎与《打击人口贩运示范法》的界定方式相同,涵盖了以威胁人身安全的手段实施的强迫劳动、强迫卖淫等,但是没有将利用儿童卖淫进行剥削纳入人口贩运犯罪的范畴,这与《议定书》不符。尽管美国将奴役、债役、非自愿劳役、强迫劳动、强迫卖淫、利用儿童卖淫进行剥削纳入人口贩运目的要件的范畴,但是未将切除器官纳入目的要件的范畴。泰国界定的人口贩运犯罪目的要件的范围较广,不但涵盖了《议定书》明确列出的“利用他人卖淫进行剥削”、“其他形式的性剥削”、“强迫劳动或服务”、“强迫切除器官”,还涵盖了《议定书》未明确列出的“制作、散发色情材料”、“组织乞讨”等。尽管我国涵盖的目的要件范围较广,但是对某些关键术语的界定不明确、不合理,比如,将引诱儿童卖淫罪、拐骗儿童罪、组织儿童乞讨罪的对象仅限于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再如,未对强迫劳动、强迫乞讨涉及到的“胁迫”进行明确界定。而且,我国相关罪名之间缺乏良好的协调与配合,因此建议将强迫劳动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普通法定刑统一调整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并将“情节严重”时的刑罚统一定为“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其次,对人口贩卖目的要件的界定方式不同。加拿大和美国在人口贩运目的要件中包含着手段要件的成分,泰国则严格依据《议定书》的要求将目的要件和手段要件分别规定,中国界定“协助强迫劳动罪”和“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方式也类似于加拿大和美国,不要求手段要件或者将手段要件隐含在目的要件之中。我国界定“拐卖妇女儿童罪”和“拐骗儿童罪”目的要件的方式十分独特,前者以“出卖”为目的,后者的目的是“出卖”和“勒索财物”以外的任何目的。根据刑法第240条第1款第4项,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构成拐卖妇女罪的加重情节,但是将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卖给他人迫使其劳动的,根据现行刑法,并不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加重情节。由于强迫劳动罪是由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新设立的,而现行刑法已于1997年生效,所以有必要协调现行刑法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罪与《刑法修正案(八)》新设立的强迫劳动罪的关系,建议将“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劳动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卖给他人迫使其劳动的”作为刑法第240条第1款第9项。由于引诱儿童卖淫本质上相当于强迫卖淫,因此建议将“引诱被拐卖儿童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儿童卖给他人引诱其卖淫的”作为刑法第240条第1款第10项。协调拐卖儿童罪与组织未成年人乞?肿锛白橹闯赡耆私形シ粗伟补芾砘疃锏墓叵担耙员┝Α⑿财仁侄巫橹还章舻亩蛱只蛘呓还章舻亩舾似仁蛊淦蛱值摹弊魑谭ǖ240条第1款第11项,同时将“组织被拐卖的儿童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或者将被拐卖的儿童卖给他人使其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作为刑法第240条第1款第12项。另外,建议协调拐骗儿童罪与强迫劳动罪、强迫卖淫罪、引诱儿童卖淫罪、组织儿童乞讨罪、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关系,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修正刑法第262条关于拐骗儿童罪的规定,将现行规定修改为“拐骗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监护人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同时,通过司法解释明确以强迫劳动、引诱卖淫、强迫乞讨、组织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等犯罪为目的的,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并明确“为了强迫卖淫而拐骗14周岁以下儿童的”构成“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注释
  基金项目:公安部2014年公安理论及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国际视域下我国反拐策略之完善(项目编号:2014LLYJTJXY022)”;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国际视域下河南反拐策略之完善(项目编号:132400411278)”;
  [1]Silvia Scarpa. Trafficking in Human Beings: Modern Slave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Rantsev v. Cyprus and Russia.Appl.no.25965/04.Strasbourg.2010.
  [2]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Recommended Principles and Guidance on Human Rights and Human Trafficking: Commentary. New York and Geneva.2010.
  [3]Venla Roth. Defining Human Trafficking and Identifying Its Victims: A Study on the Impact and Future Challenges of International, European and Finnish Legal Responses to Prostitution-Related Trafficking in Human Beings. Leiden and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2.
  [4]Protocol to Prevent, Suppress and Punish Trafficking in Persons, Especially Women and Children, sup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2237 UNTS 319, Article 4.
  [5]张苏。我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立法与国际公约的衔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4.3;梁淑英。国际法关于贩运人口的定义及我国刑法相关规定之思考。北大国际法与比较法评论。2011.11;刘宪权。论我国惩治拐卖人口犯罪的刑法完善。法学。2003.5.
  [6]Susan Kneebone & Julie Debeljak. Transnational Crime and Human Rights: Responses to Human Trafficking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12.
  [7]关于我国刑法中的“威胁”应具有的含义,参见朱宏伟。论刑法中的威胁行为。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5.
  [8]U.S. Code, 18 USC § 1591(e)(4)。
  [9]《刑法》第244条第2款中的“其他协助强迫他人劳动行为”是指除招募、运送人员外,为强迫劳动的单位或个人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等行为。参见黄太云。《刑法修正案(八)》解读(三)。人民检察。2011.8.
  [10]前引[6]。
  [11]James C. Hathaway. The Human Rights Quagmire of “Human Trafficking”.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8.1.
  [12]《打击人口贩运示范法》将强迫婚姻或奴役婚姻归入“类似奴役的做法”的范畴。参见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 and Crime. Model Law against Trafficking in Persons. ISBN 978-92-1-133674-0. 2009.

来源:《公安研究》2015年第2期 作者:兰立宏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5年03月30日
http://ex.cssn.cn/fx/fx_xfx_984/201503/t20150330_156695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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