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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际视域下拐卖犯罪防治策略的完善路径
     时间:2019-07-03 20:06:45     访问量:

 

一、引言

    人口贩运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据国际劳工组织权威估计,自2002年至2011年,在这期间任一时间点上,全球大约有1870万名强迫性剥削或强迫劳动的受害者,其中遭受强迫性剥削的受害者约占76%,全部受害者中约55%为女性,约74%的受害者为18岁以上的成年人{1}。强迫劳动的受害者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在2009年达210亿美元{2}。人口贩运已经成为仅次于毒品贩运和武器贩运获利最丰的跨国有组织犯罪{3}。因此,联合国于2000年11月通过了作为《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补充议定书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或《联合国反人口贩运议定书》)。《议定书》已成为目前国际社会在应对人口贩运方面最主要的、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法律文件{4}。

   值得注意的是,《议定书》第3条界定的“人口贩运”涵盖了我国刑法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强迫劳动罪,协助强迫劳动(罪),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引诱幼女卖淫罪,拐骗儿童罪,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等拐卖犯罪。我国是人口贩运的来源国,也是中转国和目的地国,但占绝大多数的还是国内人口贩运案件{5}。拐入我国的贩运被害人主要来自越南、老挝、缅甸、蒙古、朝鲜和俄罗斯,我国妇女、儿童被拐卖到世界70多个国家{6}。国内人口贩运案件主要涉及非法收养或非法婚姻,近年来涉及强迫卖淫和强迫劳动的案件增多。我国妇女、儿童被拐往国外的案件主要涉及强迫卖淫或强迫劳动。因此,我国于2010年2月正式批准了《议定书》,并先后发布实施了《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和《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所以,无论是从保护基本人权、维持社会和谐立场出发,还是从履行国际义务、维护国际形象的角度考虑,均有必要有效地解决日益严重的拐卖人口问题特别是国内拐卖人口问题,有必要根据《议定书》的要求,借鉴其他国家的良好做法,不断地完善我国预防和惩治拐卖犯罪的策略。笔者认为,应从拐卖犯罪的惩治和预防两个方面完善我国的应对策略。

二、拐卖犯罪的惩治

   预防和打击人口贩运以及进行国际合作均是《议定书》的立法目的。为了有效地解决人口贩运问题,需要采用综合全面的方法,重视预防人口贩运、起诉人口贩运者、保护和帮助被害人以及进行国际合作的作用。而在现实社会中,不惩罚人口贩运者似乎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7}。人口贩运者及其同伙很少被逮捕、调查、起诉或定罪,而作为成功起诉贩运者关键的被害人却很少被识别为被害人,往往被识别为非法移民或犯罪分子。这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人口贩运问题,也不能有效地保护被害人的人权,还可能影响国家充分地履行将人口贩运规定为刑事犯罪、尽职地调查起诉人口贩运者以保护人口贩运被害人并预防人口贩运的义务,影响国家承担进行国际法律或其他方面合作的义务。因此,为了有效地惩治和威慑人口贩运犯罪,特别是具有跨国有组织犯罪性质的人口贩运,也为了使人口贩运被害人获得正义,有必要将人口贩运及相关行为规定为犯罪,同时通过国际合作对人口贩运及相关行为进行有效调查、起诉、判决和惩罚。

(一)将拐卖犯罪及相关行为规定为犯罪

   《议定书》规定了将人口贩运规定为刑事犯罪的义务。《议定书》第3条对“人口贩运”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人口贩运”系指为剥削目的而通过暴力威胁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过其他形式的胁迫,通过诱拐、欺诈、欺骗、滥用权力或滥用脆弱境况,或通过授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对另一人有控制权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运送、移交、窝藏或接收人员;剥削应至少包括利用他人卖淫进行剥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剥削、强迫劳动或服务、奴役或类似奴役的做法、劳役或切除器官。值得注意的是,为剥削目的而招募、运送移交、窝藏或接收儿童,即使不涉及上述任何手段,也应视为“人口贩运”。《议定书》第5条要求缔约国采取立法或其他措施将故意实施人口贩运的行为、人口贩运犯罪预谋或未遂、作为共犯参与实施人口贩运的行为以及组织、指挥他人实施人口贩运的行为规定为刑事犯罪。

   尽管《议定书》以拘束力强的语言要求缔约国将人口贩运规定为刑事犯罪,但是仅将人口贩运规定为刑事犯罪不足以有效地预防和打击人口贩运。人口贩运是一种复杂的犯罪,构成人口贩运的三个要素(行为要素、手段要素和目的要素)通常难以证明,而且人口贩运本质上是一种牟利型犯罪,以获取经济或物质利益为最终目标,而对剥削所涉服务的需求是这种牟利型犯罪得以牟取物质利益的必要条件。并且国际人口贩运通常涉及两个以上国家,对人口贩运犯罪的管辖权可能会出现积极冲突或消极冲突,不利于对人口贩运犯罪进行有效打击。因此,有必要将与人口贩运有关的行为、使用剥削性服务的行为规定为刑事犯罪,将人口贩运犯罪的管辖权在刑事法律中予以明确。具体而言:

1.将与人口贩运有关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应从广义上理解“与人口贩运有关的行为”,不应仅限于作为人口贩运目的要件的性剥削、强迫劳动或服务、奴役与类似奴役的做法、劳役与器官切除等剥削行为,还应包括参加有组织犯罪集团、洗钱、腐败、妨害司法以及非法处置旅行或身份证件的行为。我国刑法在对拐卖妇女儿童罪进行规定的同时,还规定了强迫劳动罪,协助强迫劳动罪,强迫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引诱儿童卖淫罪,拐骗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等与人口贩运犯罪有关的犯罪。此外,还对聚众阻碍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以及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等妨碍公务、妨碍司法或渎职犯罪进行了规定。另外,还规定了骗取出境证件罪、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罪和出售出入境证件罪等与出入境非法处置有关的犯罪。

   在将与人口贩运有关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方面,除了加拿大将从人口贩运犯罪及相关犯罪中获取物质利益的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外,美国、泰国和中国均将从人口贩运犯罪及相关犯罪中获取物质利益的行为作为人口贩运犯罪或相关犯罪的一种形式。除了加拿大外,美国、泰国和中国均将妨碍相关执法活动规定为犯罪,但是美国将妨碍执法这种犯罪处以与人口贩运犯罪或相关犯罪相同的处罚,而泰国和中国将其规定为单独的犯罪。美国和中国将强迫劳动罪进行了单独规定,加拿大和泰国仅将强迫劳动作为了人口贩运犯罪目的要件的一种。另外,泰国明确将人口贩运犯罪及相关犯罪纳入了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加拿大将刑法典和国会法案规定的犯罪(包括人口贩运犯罪)均纳入了洗钱犯罪上游犯罪的范围,美国法典也将人口贩运犯罪纳入了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1]中国没有明确作出此种规定。根据中国刑法,仅有涉及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人口贩运犯罪方能纳入第191条规定的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不涉及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人口贩运犯罪可作为《刑法》第312条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上游犯罪的范围。但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法定刑罚比洗钱罪轻,不利于有效地打击和预防牟利型的人口贩运犯罪。因而,有必要在专门制定的反人口贩运法明确将人口贩运犯罪纳入《刑法》第191条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

   事实上,除了中国,加拿大和美国也对非法处置证件罪进行了规定。但是,加拿大不仅涉及非法持有、使用、出口、进口或交易出入境证件的行为,还涉及藏匿、丢弃、扣押或毁坏出入境证件的行为,人口贩运被害人可能会因为非法持有、使用出入境证件而受到惩罚;美国仅将故意毁损、隐藏、扔弃、没收或持有出入境证件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且该犯罪不适用于人口贩运被害人;中国仅将骗取出境证件、提供伪造或变造的出入境证件行为以及出售出入境证件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未将毁坏、藏匿、扔弃、没收或持有出入境证件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我国刑法对骗取出境证件罪、提供、出售出入境证件罪以及办理偷越国(边)境人员出入境证件罪进行了规定,客观上有利于打击通过使用骗取、伪造、变造或非法办理的出入境证件对人口贩运被害人进行跨国运送的跨国人口贩运活动。在边界控制日益严格的今天,出入境证件不仅在进行跨国运送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作用,而且在控制贩运被害人使其屈服于强迫劳动或强迫卖淫的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通过控制外籍贩运被害人的出入境证件来控制外籍被害人是强迫外籍被害人劳动或卖淫案件中经常使用的手段。正因为如此,加拿大和美国均对为了实施人口贩运犯罪及相关犯罪或方便他人实施人口贩运犯罪及相关犯罪而故意毁坏、藏匿、扔弃、没收或持有出入境证件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且美国《贩运与暴力被害人保护法案》明确指出,人口贩运被害人由于人口贩运的缘故实施上述行为不构成犯罪。[2]尽管美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不追究人口贩运被害人因为人口贩运的缘故而实施的非法入境、非法居留或非法就业的刑事责任,但是这种不追究贩运被害人由于人口贩运的缘故而实施的与出入境证件有关的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的规定,无疑有利于保护和鼓励被害人与执法机关合作。我国不仅没有将为了实施人口贩运犯罪或方便他人实施人口贩运犯罪而非法处置出入境证件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且在部门规章―――《公安部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适用法律和政策有关问题的意见(2000)》第8条第5款中明确规定对非法入出我国国境、非法居留的外国人,应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显然,这里的外国人既包括实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外国人,也包括外籍人口贩运被害人。尽管外籍拐卖被害人不能当做一般的“三非”人员关押在拘留所{8},但并没有明确规定不追究“三非”被害人的法律责任。在跨国人口贩运案件日益增多的今天,为了维护出入境管理秩序、有效打击和预防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与强迫劳动有关的跨国人口贩运犯罪以及与强迫卖淫或儿童卖淫有关的跨国人口贩运犯罪、强迫劳动犯罪和强迫卖淫犯罪,有必要在《刑法》第320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320条之二:“为了实施或方便他人实施拐卖妇女儿童行为、强迫劳动、强迫卖淫或与强迫劳动、强迫卖淫有关的人口贩运犯罪活动,毁坏、藏匿、扔弃、没收或持有他人出入境证件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此条可命名为“毁坏、藏匿、扔弃、没收或持有他人出入境证件罪”。

2.将使用强迫劳动或服务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议定书》并没有明确规定缔约国具有将使用人口贩运被害人及强迫劳动或服务的被害人的服务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的国家义务。《议定书》第9条第5款只是要求缔约国采取或加强立法或其他措施以抑制那种助长对人特别是对妇女和儿童的剥削从而导致贩运的需求。当然,抑制对剥削的需求的方法可能很多,如发起提高认识的运动,提高企业供应链条的透明度等,也可以通过将使用人口贩运及强迫劳动或服务的被害人的服务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威慑强迫劳动或服务的使用者。这些使用者既包括以性剥削为目的的人口贩运被害人的顾客,如强迫卖淫服务的顾客,又包括强迫劳动或服务被害人的顾客,如使用贩运被害人的企业的老板或利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的使用者。但是,毫无疑问,对强迫劳动或服务的使用或者对强迫劳动或服务的需求是强迫劳动或服务乃至人口贩运得以日益猖獗的重要原因。如果没有对强迫劳动或服务的需求,或者强迫劳动或服务无法找到相应的需求者,那么强迫劳动或服务就会因为无法获得利润而变得毫无意义,人口贩运者将会失去从事人口贩运的动力。事实上,对人口贩运被害人的劳动或服务的需求,与使被害人易遭贩运之害的各种因素,如贫穷、不发达和缺乏平等机会等,分别构成了人口贩运得以出现所必须具备的拉动因素和推动因素。因此,要从根本上有效地预防和杜绝人口贩运现象,有必要抑制或杜绝对作为人口贩运目的要件的强迫劳动或服务的需求。而使强迫劳动或服务的使用者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是有效抑制对强迫劳动或服务的需求的必要手段?/FONT>

   在卖淫问题上,我国奉行“禁止”的策略,惩罚与卖淫有关的一切行为或者任何人,包括卖淫、嫖娼和第三方利用他人卖淫获利的行为,卖淫、嫖娼、在公共场所拉客招嫖在我国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非法行为,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即可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又可在情节严重情形下构成犯罪。组织卖淫或强迫卖淫行为均构成犯罪。嫖宿幼女在我国构成犯罪。为了减少对强迫卖淫的需求,加拿大、美国大部分州、泰国和中国均将利用他人卖淫规定为犯罪;除了加拿大外,其余三国均将卖淫、嫖娼非法化;加拿大、泰国和中国均规定了嫖宿幼女罪,加拿大和泰国还将嫖宿男童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中国《刑法》第236条,奸淫不满14周岁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而且理论上通常认为,不论行为人采用何种手段,也不论幼女是否同意,只要与幼女发生性行为,就构成强奸罪{9}。而根据《刑法》第360条,嫖宿不满14周岁幼女的,构成嫖宿幼女罪。显然,嫖宿幼女罪和奸淫幼女的强奸罪存在交叉关系,围绕是否应取消嫖宿幼女罪的问题,在我国刑法学界也存在较大争议。如,有学者认为,嫖宿幼女罪和奸淫幼女的强奸罪的区别在于幼女是否具有性同意能力,只要将具有性同意能力的职业卖淫幼女和那些被引诱、欺骗、胁迫或出于好奇、贪便宜等心理与行为人发生性关系的幼女区别开来,两种罪名是可以协调共存的{10}。还有学者认为,嫖宿幼女罪是对保护幼女的基本公共政策的冲击,是一种立法歧视,因而治本之策在于取消该罪名{11}。之所以出现关于嫖宿幼女罪和奸淫幼女的强奸罪关系的争议,主要是由于刑法对这两种犯罪规定了不同的法定刑,致使同一种行为分别依据这两种罪名处罚会得出不同甚至悬殊较大的结果。事实上,由于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的关系和引诱幼女卖淫罪与强迫卖淫罪的关系相似,嫖宿幼女相当于引诱幼女与自己发生商业性行为,与引诱幼女卖淫性质无异。事实上,现行刑法对于嫖宿幼女罪和引诱幼女卖淫罪规定了相同法定刑,正说明了这一实质。引诱幼女卖淫本质上相当于强迫卖淫,但不同于强迫幼女卖淫。因此,嫖宿幼女相当于强奸,但不同于强奸幼女。当然,嫖宿幼女罪中的幼女应是被嫖资引诱而从事卖淫的幼女,而奸淫幼女的强奸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欺骗等违背幼女意愿的方式奸淫幼女的行为,实质上构成了强奸幼女的强奸罪,相对于强奸罪从重处罚。为此,有必要协调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的关系。从这样的逻辑思路出发,笔者建议完善嫖宿幼女罪的规定,而不是要废止该罪名。为了与强奸罪的规定相协调,也与笔者上文关于完善引诱幼女卖淫罪规定的建议相协调,笔者建议将《刑法》第360条第2款修改为:“嫖宿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一)嫖宿幼女情节恶劣的;

(二)嫖宿幼女多人的;

(三)二人以上轮流嫖宿的;

(四)致被害人重伤、死亡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这样,既不会冲击保护幼女的基本公共政策,避免了立法歧视,又克服了在确定幼女是否具有性同意能力方面的困难,有利于遏制对儿童卖淫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儿童性贩运。

   在将使用强迫劳动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这方面,美国和中国将强迫劳动规定为单独的犯罪,美国将从参与强迫劳动中获取物质利益的行为作为强迫劳动犯罪的一种形式,中国则将这种行为纳入了协助强迫劳动罪的范畴;加拿大和泰国则将强迫劳动作为人口贩运犯罪目的要件的一种,而且加拿大界定的强迫劳动仅限于以威胁人身安全的手段迫使实施的劳动,范围较窄。在这方面,我国应借鉴美国的做法,对强迫劳动罪作进一步科学合理的界定。但在将消费、使用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规定为犯罪方面,四国均未作出明确规定。

3.对人口贩运犯罪管辖权作出专门规定

   人口贩运特别是国际人口贩运通常具有跨国性,而且涉及到有组织犯罪集团,涉及在被害人的原住国、中转国和目的地国进行以剥削为目的的招募、运送、移交、接收或窝藏行为。显然,传统的属地管辖原则无法有效地应对人口贩运犯罪。在人口贩运犯罪及相关犯罪的管辖权方面,我国并未对此进行专门规定。我国《刑法》第6条、第7条、第8条和第9条分别规定了属地管辖、属人管辖、保护性管辖和普遍管辖的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属人管辖原则并未以双重犯罪为条件,而且规定了可以放弃管辖的情形;保护性管辖原则以双重犯罪为条件,而且需要按照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我国可依据这些管辖原则对人口贩运犯罪进行管辖。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刑法》第10条并未规定一罪不二罚的原则,实质上承认了双重惩罚的可能性,并不能很好地协调管辖权的积极冲突。而且,该条仅适用于我国具有属人管辖权、保护性管辖权或普遍管辖权时的犯罪惩罚。

   属地管辖是国际法上最基本的刑事管辖原则。加拿大和美国在规定属地管辖原则的基础上均专门对人口贩运犯罪及相关犯罪规定了强制性属人管辖原则。这与相关国际法律文件的要求相一致。美国还将属人管辖的原则扩展到在美国拥有永久居住权的外国公民以及居住在美国境外受美国联邦政府雇佣或者陪伴联邦政府的人员,这些人员可能不是美国公民或在美国拥有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美国甚至还规定了类似普遍管辖的管辖规定,只要犯罪嫌疑人在美国境内,美国就可以行使管辖权。但是这种管辖不仅仅限于美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犯罪的嫌疑人,相反适用于一切若发生在美国则构成犯罪的罪行的嫌疑人,因而其适用范围广于普遍管辖原则的适用范围。另外,美国还对管辖权积极冲突的协调进行了规定。泰国则对此专门规定了普遍管辖原则。因此,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在专门制定的反人口贩运法中,对人口贩运犯罪及相关犯罪的属人管辖原则进行明确规定,适用于在我国领域外犯人口贩运罪及相关犯罪的我国公民、在我国拥有永久居住权的外国人以及居住在我国境外受我国政府雇佣或陪伴政府的人员,无论这些人员是否是我国公民。

(二)进行有效调查、起诉和判决

   如果仅有将人口贩运及相关行为规定为刑事犯罪的法律,而没有有效的刑事司法活动,那么这些法律将成为一纸空文,无法有效地发挥其威慑和预防人口贩运活动、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作用。有效地调查、起诉和审理人口贩运案件不仅需要鼓励被害人报案的制度安排,还需要训练有素、业务精干的办案队伍。要使刑事司法机构尽职地调查、起诉和裁判人口贩运案件,除了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培训外,还有必要赋予刑事司法机构必要的权力,为其配备必要的人员与技术,向其提供必要的资源,以使其能够对人口贩运案件作出适当、有效的刑事司法应对。

   在我国,自2009年以来,公安部多次组织开展全国打拐专项行动,摧毁了大量特大跨省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网络,解救了大量被拐卖妇女儿童,初步遏制了拐卖犯罪的高发势头。尽管拐卖犯罪案件年均结案量逐年迅速上升,但是案件的审结率较低,尚不足25%。在我国,主要由公安机关刑侦部门负责侦破拐卖妇女儿童案件,但是公安司法机关缺乏专司调查、起诉或审理拐卖犯罪案件的专职队伍。根据《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我国于2008年成立了由中央31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国务院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负责全国反拐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联席会议由公安部牵头,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公安部刑侦局,由刑侦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成员由各成员单位指定的一名联络员组成。尽管国务院反拐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几乎每年举办全国性打拐反拐培训班,对包括公安、检察、法院系统在内的成员单位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但是至今尚未听说法院设立专门的反拐审判庭或者配备专门审理拐卖妇女儿童罪案件的法官。跨国人口拐卖案件的被害人由于多种原因,如语言不通、害怕遭报复、惧怕被遣返或惧怕因非法入境、非法居留或非法工作而受到惩罚,不愿意与执法机构合作。

   事实上,加拿大、美国、泰国和中国均未能对人口贩运进行充分、有效的调查、起诉和判决,但是整体而言,美国和中国调查、起诉人口贩运案件的力度较大。这和美国是世界上人口贩运头号目的地国、跨国人口贩运现象严重,而中国是世界上头号人口大国、国内人口贩运现象严重有关。

   我国在有效调查、起诉和判决方面的努力比较大,也取得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如,对拐卖儿童案件实行“一长三包责任制”,执行儿童失踪快速查找机制,开展来历不明儿童摸排工作。全国打拐专项行动这种运动式执法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在国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种执法在动员社会资源和推进部门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2},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而且,自2009年以来这种全国打拐专项行动经常开展,也会在未来8年里继续开展下去。[3]因此,这种逐渐常规化的专项行动将会在逐步完善打拐工作机制的过程中,发挥有效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作用。除了要在坚持全国打拐专项行动的同时不断完善打拐工作机制,还有必要继续对与反拐工作有关的执法人员和社会服务人员进行定期培训,并建立相当稳定的打拐队伍。为了有效地调查、起诉跨国人口贩运案件,还有必要完善保护和帮助外籍被害人的机制,酌情给予一定的临时居留许可和人身保护,打消其惧怕因参与刑事程序而受到报复的顾虑{13}。

(三)施加有效、适当的惩罚

   惩罚是综合应对人口贩运的必要组成部分。惩罚如果与人口贩运给被害人带来的伤害以及给贩运者带来的利益不相称,就会严重破坏刑事司法应对的效果。如果对人口贩运的惩罚过轻或过松,就起不到威慑人口贩运犯罪、保护潜在被害人的作用;如果对人口贩运的惩罚过重或过严,可能会侵犯国际法所保护的人权,或者破坏国际法所保护的司法正义。而且如果不同国家对人口贩运实施不尽相同的惩罚,可能会使贩运者选择在不予惩罚或者惩罚较轻或较松的国家从事人口贩运活动。还可能会影响国际合作程序的有效性,比如,可能会影响引渡程序的顺利进行,因为可引渡的犯罪所应受到的惩罚通常需要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在判断对人口贩运者实施的惩罚是否有效、适当时,应当考虑人口贩运犯罪的特点。人口贩运犯罪通常涉及招募者、运送者、剥削者等个人,由于这些人员在实施人口贩运犯罪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大小不同,对人口贩运被害人造成的伤害不尽相同,从人口贩运活动中获得的利益大小不尽相同,因此在决定惩罚时应考虑这些因素。

   我国《刑法》第240条根据拐卖犯罪的危害性(是否造成重伤、死亡或其他严重后果,是否实施了奸淫,是否强迫卖淫,是否卖往境外,是否拐卖多人)、犯罪的手段(是否采用绑架或偷盗的方式)以及犯罪主体的身份(是否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区分普通情形和加重情形,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刑罚。第350条关于组织卖淫罪和强迫卖淫罪的规定,也区分普通情形和加重情形,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刑罚。尽管关于强迫劳动罪、协助强迫劳动罪和协助组织卖淫罪的规定均区分普通情形和加重情形,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刑罚,但是并没有明确列出加重的情形。我国刑法并没有对人口贩运犯罪及相关犯罪犯罪所得和犯罪工具的没收进行专门规定。《刑法》第59条、第60条和第64条关于没收财产的规定可以适用于人口贩运犯罪及相关犯罪案件。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三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部分适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的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而此处的“重大犯罪案件”究竟是指哪些案件,能否包括拐卖妇女儿童罪、强迫劳动罪、协助强迫劳动罪、强迫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等犯罪,有待于司法解释的阐明。《刑事诉讼法》的这部分规定应该可以适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的拐卖妇女儿童罪、强迫劳动罪、协助强迫劳动罪、强迫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等人口贩运犯罪及相关犯罪案件。这是因为这些案件的法定刑罚往往较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而且属于牟利型犯罪,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没收程序,对犯罪分子进行严厉打击,同时可以威慑潜在的人口贩运案件。

   事实上,和我国一样,加拿大、美国和泰国均对人口贩运及相关犯罪在区分普通情形和加重情形的情况下规定了不同的刑罚,有利于有效适当地惩罚这些犯罪。但是这些国家的规定在科学性和合理性方面存在差异。比如,我国虽然对强迫劳动罪、协助强迫劳动罪、协助组织卖淫罪区分了普通情形和加重情形,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刑罚,但是并没有明确列出需要加重处罚的情形,需要通过修正案或司法解释进一步阐明。我国关于拐骗儿童罪和引诱幼女卖淫罪的规定并没有区分情形规定不同的刑罚。而且在我国,人口贩运犯罪及相关犯罪的规定之间缺乏密切的协调和配合。美国在专门的法律中将企图实施人口贩运犯罪及相关犯罪的行为以及共谋实施除性贩运罪以外的人口贩运犯罪及相关犯罪的行为规定了与犯罪既遂相同的刑罚。这种规定非常独特,有利于有效地惩治与人口贩运及相关犯罪有关的犯罪预备行为、犯罪未遂和共谋行为。美国对人口贩运及相关犯罪中的犯罪工具及犯罪所得的没收进行了专门规定,也值得借鉴和学习。

   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公布的打拐数据中鲜见有关受到惩处的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者的数字。这说明绝大多数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行为并未受到追究,这应该和刑法关于不追究收买者刑事责任的规定有直接关系。为了有效地打击拐卖犯罪,有必要严厉惩治使拐卖犯罪非法牟利的目的得以实现的收买行为。不管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动机如何,不管是为了非法收养、非法婚姻,还是为强迫劳动或强迫卖淫,出于自私目的买卖人口而不顾被拐卖被害人家庭感受的做法是应该受到严厉打击的{14}。因此,为了对拐卖犯罪作出有效司法应对,必须修改刑法相关规定,一方面要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规定更加严厉的刑罚,另一方面修改关于不追究收买者刑事责任的规定,可以规定在此情况下“可以减轻或从轻处罚”,甚至可以规定在出现虐待被买儿童或者阻碍解救儿童或者阻碍被买妇女返回原居住地的“加重处罚”。

(四)进行国际合作

   尽管组成人口贩运的各要件(行为要件、手段要件、目的要件)均可同时发生在一国境内,人口贩运者、被害人及相关犯罪证据均在一国境内,因而没有必要进行国际合作。但是,人口贩运犯罪通常较为复杂,组成人口贩运犯罪的各要件及各要件的组成部分通常分布在一个以上的国家境内,人口贩运者、被害人及犯罪证据通常处于不同国家。因而,在某些人口贩运犯罪的调查和起诉中,进行国际合作是必要的,一方面可以避免出现人口贩运者的避风港,另一方面可以使缔约国更好地履行调查和起诉人口贩运犯罪的义务。因而,《议定书》把促进缔约国在预防和打击人口贩运及保护和帮助被害人方面的国际合作作为其三大宗旨之一。

   在人口贩运的国际合作方面,截至2012年11月28日,我国已与70个国家谈判缔结了108个司法协助类双边条约,其中刑事司法协助条约49项、引渡条约31项、被判刑人移管条约7项,并加入了《海牙送达公约》、《海牙取证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人口贩运议定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含有司法协助内容的多边公约{15}。毫无疑问,众多司法协助条约的缔结有利于增进我国与其他国家在预防和打击人口贩运方面的合作。但是,由于这些条约较为分散,不仅使我国执法和司法机关对外寻求刑事司法国际合作缺乏相应的国内法支撑(引渡方面是个例外),也使我国执法和司法机关在处理外国或外法域向我国提出的刑事司法合作时缺乏规范指导。因此,为了使缔结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条约切实发挥作用,有必要制定一部规范刑事司法合作的国内法,对我国进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体制和机制作出明确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司法部已牵头起草《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草案)》,但是至今尚未有正式的司协助法出台。其实,在我国于2010年2月8日提交加入《议定书》批准书之前,我国在打击拐卖人口犯罪方面已进行了大量的国际合作。最为典型的是我国于2000年开始参与联合国机构间湄公河次区域反对拐卖人口项目,在湄公河次区域6个国家中,仅有中国和老挝尚未制定专门的反人口贩运法,这无疑会影响这一区域的反拐合作。

   因此,为了切实有效预防和打击人口贩运活动特别是跨国人口贩运活动,有效地实施《议定书》,促进湄公河次区域反拐合作进程的顺利进行,我国有必要将现行有关人口贩运的法律条款进行整合并添加必要的新内容,制定一部专门的反人口贩运法。而且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与这一区域的国协助条约和被判刑人移管公约,继续建立边境反拐联络官办公室,加强彼此间在情报交流、执法行动和执法培训方面的合作,加强交流,增进互信,实现对这一地区拐卖犯罪的有效管控和综合治理。

《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规定了未来8年我国在反拐国际合作方面的工作目标和行动措施,要求加强反拐工作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反拐进程等各项国际反拐合作机制,加强与相关国家组织和国家的交流合作,联合开展反拐培训,利用双边、多边和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警务合作渠道,开展跨国拐卖人口犯罪案件侦办合作和情报信息交流,及时解救、接收和救助被拐卖出国的中国国籍被害人,及时发现和解救被拐卖入中国的外籍被害人,做好外籍被害人的救助、中转康复和遣返工作。另外,行动计划要求稳步推进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缔结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和引渡条约工作。这为我国接下来一个长时期内的反拐国际合作指明了方向。但是仅仅进行刑事司法合作和执法合作是不够的,还有必要在预防人口贩运、保护和帮助被害人方面进行更加有效合理的合作。

三、拐卖犯罪的预防

   犯罪预防是有效应对犯罪的根本途径。[4]人口贩运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采用以人权为基础的方法,对人口贩运进行有效的综合应对,不仅需要有效地保护和帮助被害人,有效地调查、起诉人口贩运者,还需要从根本上预防人口贩运的产生,彻底消除人口贩运现象。尽管调查、起诉人口贩运者与保护和帮助被害人有利于威慑、预防人口贩运犯罪,但是从人口贩运产生的原因着手,有针对性地消除或减少影响人口贩运产生的因素,无疑是有效预防人口贩运产生的根本途径。虽然对于人口贩运产生的复杂原因莫衷一是,但是通常认为有以下影响因素:加大被害人和潜在被害人脆弱性的因素;产生或维持对通过贩运活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的因素;建立或维持人口贩运者及其同伙不受惩罚的环境的因素;方便跨国人口贩运顺利进行的因素。与之相对应,分别产生消除导致人口贩运产生的脆弱状况、抑制对贩运活动所产生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预防和惩治与人口贩运有关的腐败行为、加强边界管理与证件管制四方面的国家义务。

(一)《议定书》规定的义务

1.消除脆弱状况

   尽管“滥用脆弱地位”仅仅是《议定书》所界定“人口贩运”手段要件的一种形式,并非所有的人口贩运犯罪均采用“滥用脆弱地位”的手段,但是一切人口贩运的被害人或潜在被害人无疑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易于遭受人口贩运之害的脆弱状况,只是脆弱状况在不同人口贩运犯罪中的作用大小不同而已。联合国毒品问题与犯罪办公室在其发布的专门问题报告中指出,“脆弱性”是理解人口贩运的关键:滥用脆弱地位是绝大多数人口贩运案例的固有特征{16}。一般认为,“脆弱状况”是指迫使一人接受剥削的任何困难状况,可以是身体方面的、心理方面的、情感方面的、与家庭有关的、社会方面的或者经济方面的。正是由于认识到了脆弱状况在人口贩运产生中的作用,《议定书》第9条第1款明确要求缔约国制定综合的政策、计划或其他措施以预防和打击人口贩运,保护贩运被害人特别是妇女儿童免于再度受害,强调采取包括保护贩运被害人使其免于再度受害在内的综合措施对人口贩运进行预防。不仅如此,《议定书》该条款还要求缔约国采取或加强措施,包括通过双边或多边合作,以减缓使人特别是妇女儿童易遭贩运之害的各种因素,如贫困、不发达、缺乏平等机会等。该规定强调了减缓脆弱状况对于预防人口贩运的重要性。这些义务在《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得到进一步强化。[5]例如,《公约》第31条第7款要求缔约国在适当的情况下彼此合作,并与有关国际性和地区性组织合作采取措施,包括参加旨在预防包括人口贩运犯罪在内的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国际项目,以使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群体不易受到包括人口贩运犯罪在内的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影响。《议定书》第9条第2款还要求缔约国努力采取诸如研究、宣传和新闻媒体的措施,并实施种种社会和经济举措,以预防和打击人口贩运,强调提高弱势群体的认识并采取提高贩运被害人和潜在被害人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的社会和经济举措在减缓潜在贩运被害人的脆弱性、预防人口贩运中的重要作用。《公约》第31条第5款作出类似规定,要求缔约国努力促进公众对包括人口贩运犯罪在内的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存在、原因、严重性及其带来的威胁的认识,并在适当的情况下通过大众媒介传播信息,以促进公众参与预防和打击此种犯罪。

 2.抑制贩运需求

   人口贩运犯罪是一种牟利型犯罪,犯罪者贩运人口的目的是为了从对被害人的剥削中获得物质利益或者其他方面的利益。比如,性贩运的目的是为了从对被害人的性剥削中获取物质利益,强迫劳动贩运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获得廉价产品从而获得高额利润。正如上文所述,人口贩运犯罪已经成为仅次于毒品贩运和武器贩运获利最丰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因此,使人口贩运者无利可图将成为有效地预防和打击人口贩运的必要手段。对贩运的需求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雇主对低廉、可剥削劳动或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消费者对贩运被害人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的需求。当然,也可将剥削者及贩运过程所涉招聘者、中介组织、运输者对贩运和被害人的收入依赖理解为对贩运的需求。甚至腐败官员直接从贩运中获取利益,以及诸如娱乐业、旅游业的合法企业从与贩运有关的剥削中受益,也可理解为对人口贩运的需求。《议定书》第9条第5款对抑制贩运需求进行了专门规定,要求缔约国采取或加强诸如教育、社会或文化措施的立法或其他措施,包括双边和多边合作,以抑制那种助长对人特别是妇女儿童的剥削从而导致贩运的需求。

3.预防和打击腐败行为

  尽管国际社会至今仍无统一的腐败概念,但是一般认为腐败是指为了获得个人利益或好处而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17}。由于腐败问题的政治敏感性和隐蔽性,至今仍缺乏有关腐败在人口贩运中的具体作用的确凿证据,特别是缺乏官方数据。但是,毫无疑问人口贩运特别是作为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跨国人口贩运的顺利进行通常需要公职人员的积极参与或纵容。比如,在人口贩运的运送阶段,签证官和边检人员可能会由于受贿而滥用职权签发虚假的护照,或违规签证,或对不符合出入境条件的人员予以放行;在剥削阶段,执法人员可能会由于腐败而对于剥削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帮助剥削者逃避执法检查;在刑事司法阶段,腐败的调查人员、起诉人员和法官可能有选择性地调查、起诉和裁判人口贩运案件,或者阻碍相关刑事程序的顺利进行;在被害人逃离了剥削而回原住国后,可能会受到腐败官员的威胁;为贩运被害人提供保护和帮助的非政府组织可能会与负责财政拨款的官员合谋侵吞国家资金,或者可能会向人口贩运者泄露或出卖有关被害人的信息。因此,腐败既会使人口贩运者及其同伙顺利进行人口贩运而受不到惩罚,也会影响被害人的安全,使人口贩运被害人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帮助和补救,使被害人由于不信任官员而拒绝合作参与刑事程序。

   尽管《议定书》没有明确预防和打击有关腐败的义务,但是作为母约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8条不仅明确要求缔约国将故意行贿、受贿、作为共犯参与腐败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还建议缔约国将涉及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务员的腐败行为规定为犯罪。不仅如此,《公约》第9条还要求缔约国采取立法、行政或其他有效措施使公职人员保持廉洁自律,并有效地预防、调查和惩治腐败行为,包括确保实施这些措施的主管当局具备充分的独立性,以免受到不适当的影响。而且根据《公约》第11条,对腐败犯罪的惩罚应考虑到犯罪的严重性。值得注意的是,妨害司法犯罪和腐败犯罪紧密相关。由于对刑事司法人员和贩运被害人进行恐吓、威胁或腐蚀会影响刑事司法程序的顺利进行,特别是在涉及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案件中更是如此,因此《公约》第23条还对妨害司法罪进行了专门规定,以确保公职人员正确地履行职务,证人能够积极地参与刑事程序。为了有效地打击和预防腐败犯罪,《公约》第6条和第7条还要求缔约国将与腐败犯罪有关的洗钱行为规定为犯罪,以打击和威慑腐败行为。因此,对于与人口贩运犯罪有关的腐败犯罪,应结合犯罪的严重性,区分腐败行为在人口贩运犯罪中的作用,或以腐败犯罪追究相关公职人员的刑事责任,或以妨害司法犯罪追究相关公职人员的刑事责任,或将公职人员作为人口贩运犯罪的共犯并把其公职人员身份作为加重情节予以惩罚,或以腐败犯罪和人口贩运犯罪实行数罪并罚。

4.加强边界管理与证件管制

   国际人口贩运的顺利进行离不开被害人的跨境流动,而作为弱势群体的人口贩运被害人或潜在被害人往往不符合合法迁徙的条件,因此往往会借助移民偷运者或者通过偷渡的方式,在没有合法旅行证件或者使用伪造、变造或复制的身份或旅行证件的情况下非法进入目的地国。事实上,通过移民偷运或者非法移民的方式进入目的地国后陷入强迫劳动或服务境地的人口贩运案件在所有的国际人口贩运案件中占绝对大的比例。因此,通过加强边境管理和证件管制来预防和调查人口贩运案件,是有效地预防人口贩运的重要手段。而且在现有边界管理与证件管制体制下,通过投入更多人力和物力的方式来加强边界管理和证件管制,与通过加强刑事司法应对的策略相比,不仅不需要过多地修改现有法律制度,而且有利于有效地将非法移民堵在国门之外,节省执法成本。事实上,以保护人权为名加强边界管理、维护国家安全被认为是国际社会签订《议定书》的真实目的,《议定书》也被认为是将发达国家的移民管制计划在全球予以实施和加强的一个工具,而且这种移民管制的方法也被认为是当今国际社会应对人口贩运问题的主导性方法{18}。

   基于上述原因,《议定书》第11条对边界管理和证件管制的义务进行了详细规定,规定了商业承运人在预防人口贩运中的责任,要求增强边界管制机构的执法权力,并加强缔约国边界管理机构间合作,有利于有效地预防非法出入境从而预防人口贩运。但是,强边界管制不是预防人口贩运的根本手段,要从根本上预防人口贩运,需要在消除潜在贩运被害人的脆弱状况的同时,抑制对贩运的需求,需要改变这种以管理为中心的移民管理模式,代之以以人权保护为中心的移民管理模式,为弱势群体的跨国合法流动提供更多机会。

(二)义务的国内实施及其启示

   我国非常重视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等人口贩运犯罪的预防。《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将“预防为主、打防结合、以人为本、综合治理”作为全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的工作方针,并就如何建立健全预防犯罪机制进行了部署。而根据《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有效预防拐卖人口犯罪与依法打击拐卖人口犯罪以及积极救助、妥善安置被拐卖被害人一起,构成了我国反对拐卖人口犯罪工作的三大目标,也是“以人为本、综合治理、预防为主、打防结合”反拐工作方针的核心部分,更是集预防、打击、救助和康复为一体的反拐工作长效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我国于2008年成立了国务院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负责全国反拐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工作,而联席会议办公室每季度召开工作会议,通报交流反拐信息,并在分析和研究这些信息的基础上,对下一步的反拐工作进行指导。根据上述两个反拐行动计划,我国在预防包括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在内的人口贩运犯罪方面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弱势群体脆弱状况的减缓、人口贩运需求的抑制和边境管理与证件管制的加强方面。如,在减缓脆弱状况方面,要求改进失足妇女教育帮扶工作,切实帮助易被拐卖人群,通过加强计划生育服务和孕情管理来减少意外妊娠和政策外生育,加大老少边贫地区农村人口扶持力度,保障所有适龄儿童、少年接受9年义务教育,健全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制,对农村有外出务工意愿的妇女、残疾人、城市失业下岗妇女、女大学生和解救的被拐卖妇女在创业就业方面进行培训和帮助,消除男尊女卑、传宗接代等落后观念,确保女性在农村平等享有各种权利等。在抑制贩运需求方面,要求加强对劳动者求职、用人单位招用和职业中介活动的规范和管理,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和对非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加强拐卖人口罪犯教育改造工作,大力开展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综合治理工作,规范婚姻登记工作,规范收养渠道,严禁医疗机构为被拐卖儿童出具虚假出生证明等。

   此外,相关法律,如《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2006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2005年修订)、《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婚姻法》(2001年修订)、《收养法》(1998年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2012年修订)、《出入境管理法》(2012年),也有利于保护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和发展,有利于消除弱势群体的脆弱状况,从而有利于预防人口贩运的发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保护弱势群体的法律或文件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权利的保护,若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必然会有力地减缓弱势群体遭遇人口贩运危险的脆弱性。但是这些法律或文件很多不具有强制性。

   加拿大在预防人口贩运方面的努力主要集中在缓解贩运被害人和潜在被害人的脆弱性以及抑制对性贩运的需求方面,主要采取宣传、培训、教育、提高认识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履行了《议定书》规定的预防义务。但是,加拿大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对性贩运的预防上,而在预防强迫劳动贩运方面,特别是在抑制对强迫劳动的需求方面明显力度不够。和加拿大预防人口贩运的侧重点不同,美国侧重于通过单边主义的应对人口贩运策略,将其他国家遵守美国国内法确定的消除人口贩运最低标准作为向其提供与贸易无关的非人道主义的对外援助的条件,对于达不到该最低标准的国家,则拒绝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活动中给予政治支持。通过这种单边主义的做法,促进国际社会在预防和打击人口贩运的努力,从而预防以美国为目的地国的人口贩运活动。美国的另一个策略便是加强边界管理和移民管理,通过边界拦截、国际媒体宣传、打击国际性旅游等措施,将边界管制延伸到海外,尽量将非法移民堵在美国境外。此外,通过对外技术援助和经济援助,使外国政府的立法、执法和宣传教育活动能够有效地预防和打击人口贩运,从而预防以美国为目的地国的人口贩运,也是美国的一项重要策略。作为对美国单边主义应对人口贩运策略的响应,泰国在批准《公约》及《议定书》方面作出了不少努力,也采取了消除脆弱状况、抑制贩运需求、加强移民管理等预防人口贩运措施。但是,这些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付美国发布的年度人口贩运报告,为了表明泰国在努力预防和应对严重的人口贩运问题以满足美国根据其《贩运与暴力被害人保护法案》确定的反人口贩运最低标准,以持续获得美国提供的与贸易无关的非人道主义的援助。

   而我国在预防人口贩运方面的努力主要侧重在消除脆弱状况、抑制贩运需求和加强边境管制三个方面,而且侧重于对国内人口贩运的预防。这与加拿大侧重于对国内人口贩运的预防的做法相同,但与美国侧重于对跨国人口贩运的预防的做法不同。与其他三个国家均不同的是,我国不仅努力抑制对强迫劳动和强迫卖淫的需求,而且努力抑制对以非法收养和非法娶妻为目的的人口贩运需求。因此,为了有效地预防人口贩运,有必要深入实施《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2006修订)等旨在保护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发展的法律,切实采取综合措施,消除弱势群体的脆弱状况,抑制对强迫卖淫、强迫劳动、非法收养、非法娶妻等方面的需求,在保护基本人权的同时,加强边境管制,遏制相关腐败行为。

 

 

【注释】

【基金项目】公安部2014年公安理论及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国际视域下我国反拐策略之完善”(2014LLYJTJXY022);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国际视域下河南反拐策略之完善”(132400411278)的阶段性成果。

[1]18 USC§ 1956-Laundering of monetary instruments,(c)(7)(B)(vii)。

[2]18 USC§ 1592(b)。

[3]参见《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第二(二)部分“打击犯罪和解救被拐卖受害人”第2项。

[4]所谓犯罪预防,是指调动社会上一切积极因素,运用各种手段,采取社会性和专门性的防治措施,限制、消除犯罪产生的原因和条件,以达到防止、遏制和减少犯罪的目的。参见康树华。论犯罪预防[J].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1):3-4。

[5]根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37条和《联合国反人口贩运议定书》第1条,由于《议定书》是《公约》的补充议定书,《议定书》应连同《公约》一并予以解释,而且《公约》的规定准用于《议定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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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 and Crime, Issue Paper:Abuse of a Position of Vulnerability and Other“Means”within the Definition of Trafficking in Persons[EB/OL].[2014- 07-01].http://www.unodc.org/documents/humantrafficking/2012/UNODC_2012_Issue_Paper_Abuse_of_a_Position_of_Vulnerability.pdf.

{17}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Issue Paper:The Role of Corruption in Trafficking in Persons[EB/OL].[2014-07-01].http://www.unodc.org/documents/human- trafficking/2011/Issue _Paper_-_The_Role_of_Corruption_in_Trafficking_in_Persons.pdf.

{18}HATHAWAY J, The Human Rights Quagmire of“Human Trafficking”[J].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8(1):31- 32.

 

作者:兰立宏, 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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