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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就业安全感靠拢
     时间:2019-07-03 20:10:01     访问量: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后几年,全国城镇每年需要就业的人数仍将保持在2400万人以上,而在现有经济结构下,每年只能供给1100万至1200万个岗位,劳动力供大于求矛盾十分尖锐。
  由此,就业安全感似乎成为一种稀缺感觉,尤其对于靠就业来保障基本生存的普通人来说,职业安稳对于整个人生都具有重大意义。而现实生活中劳方与资方的博弈总是时时存在,作为职场弱者,强烈渴望能获得就业保护,期盼在劳动过程中获得就业安全感。
  明年1月1日同期施行的两部新法《劳动合同法》和《就业促进法》正是基于促进就业和谐的目的诞生的,政府在就业中的职责被明确化,普通劳动者的就业权益得到了更加有效的保护,两法的出现,给了劳动者一个甜蜜的期许,相信通过制度、法律等层面的不断努力,就业安全感会像一个寻常微笑一样伴随人们身边。
 
一个非典型农民工维权样本
 
■ 本报记者 宋 扬
 
  “豁出去了,就算不干了,也得把属于自己的权利争取到。”9月14日,当李文得知自己的26名同事集体撤诉时,她咬咬牙恨恨地说。而撤诉的理由是得到一个尚未实现的补缴养老和失业保险的承诺。
 
就业“陷阱”
 
  今年25岁的李文,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工作已经有8年。李文的家在湖南省邵东县的一个农村。1999年8月,她开始在当时的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工作。(2000年4月,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大学合并,医院随之更名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群体中是少有的。而且相对于某些农民工的遭遇,李文也从不会被拖欠工资。
  在工作中,李文颇有收获。李文现在的工作岗位是实验室助理,主要工作是计算机录入,并参与一些科研项目。虽然李文只有中专学历,并且所学专业也与医学毫无关系,但8年的工作让她不但“学到许多医学知识,而且在科室内可以独立承担科研项目”。
  为此,李文十分珍惜自己的工作,但她也渐渐发现作为一名农民工所承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在工作过程中,李文认识了律师、法律志愿者。通过与这些人的交往,她了解了更多的关于劳动者权益的知识。
  李文发现,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颁布的99号文和125号文,规定了用人单位应为农民工办理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1999年5月17日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农民合同制职工参加北京市养老、失业保险暂行办法》(99号文),2001年8月27日发布的《北京市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125号文),都先后写明,用人单位应为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员工(包括有本市或外埠农村户口的劳动者)缴纳养老保险费。而自己在北大医院工作了8年,虽然有工伤和医疗保险,却没有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
  与李文一样,同是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工作的农民工于丽也发现自己没有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
  “同在一起工作的城镇户口的同事都有,惟独我没有,为什么呀?”为此于丽问了一些朋友。从朋友处,于丽得知单位应该为自己办理养老和失业保险。
  而在她们手中拿到的劳动合同中明确写明,双方按国家和北京市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甲方为乙方办理有关社会保险手续。并且养老、失业、工伤、医疗四项中,前三项均画了勾。
  当大家发现有两份合同上规定的社会保险没有给办理的时候,另一个问题也被暴露出来。李文与于丽虽然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工作,但是他们并不是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签订劳动合同,而是与北京真诚洁护劳务服务部(简称劳务部)签订的。
  根据营业执照显示,北京真诚洁护劳务服务部成立于1999年12月,是一个独立注册的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为高路群。经营范围主营是为临床提供卫生护理人员、存车,机构的办公室也设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第二住院部内。
  李文后来了解到的情况显示,真诚洁护劳务服务部有农民工476名,分布在北大医院的各个科室,从事护工、技术员、计算机录入、搬运药品等工作,这些人工作时间多的十几年,少的一两年,但都没有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
  也就是说,大家一直没有在意自己的劳动合同是跟谁签订的,如果要追讨养老保险权益,这些农民工只能找劳务部而不是医院。
  8月25日下午,近30个劳务部的员工凑到了一起,商量关于上养老保险的事情。之所以在这个时间,是因为有人听说高路群今年要退休了,大家担心,一旦高路群离开了,解决保险问题就更加难办,大家决定采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
  “单个人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大家一起做,应该会有结果的。”就这样,李文与她的农民工同事开始了维权之路。
 
脆弱的集体维权
 
  8月27日中午,8个人在医院第二住院部设备科的空房里再次碰头。李文找来了在北京打工妹之家认识的法律工作者张志强,张志强曾是那里的工作人员,曾多次帮助农民工打官司、维护权益。
  大家分析了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一是劳务部给这27人补交保险,二是27人被集体开除,三是开除几个人、杀一儆百。分析了种种利弊后,大家决定由张志强担任代理人,到西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投诉此事,由李文协助张志强进行投诉。
  “大家态度那么坚决,我想帮大家做这件事。”李文开始了为这件事的忙碌。李文和于丽完成了收集举报人身份证、委托书、授权书等工作。最终,共有27人在举报书上签名。
  8月29日下午近4时,李文与张志强来到西直门附近的西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接访中心。由于当时时间已经接近下班,只是立案而没有填写具体的表格。翌日,李文与张志强再次前往。西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稽核科主任罗春林接待了他们。罗主任表示,如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一定会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9月3日,在举报后的第一个星期一下午,李文接到高路群电话,高表示让李文去她那里。李文明白,一定与举报的事情有关。
  “高路群突然问我,有一个事问你,27个人,打官司有你没有,我说有。她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说法律规定我们应该有。后来高路群指着我鼻子对我说,你们农民工就是没有养老保险。”李文回忆当时的场景。
  当晚,并不住集体宿舍的李文前往集体宿舍,与大家一起讨论对策。
  “当时大家都表示,坚持要保险,就算工作没有了,也坚持要保险。”李文说。这之后,又有36人加入维权的行列、签署了委托书。至此,维权的农民工已经增至63人。
  9月7日下午5时30分,在医院第二住院部的新楼,高路群组织首批举报人开会。高路群表示,农民工上养老保险没有任何用处,所以不给他们上。
  此时的高路群已经知道将举报书送往西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人正是李文,并且还知道她找大家签委托书。在她看来,李文是此次举报事件的带头人。
  “相对于那26人,高路群对我的态度非常不好。”李文说。
  “高路群禁止李文去集体宿舍,并且警告集体宿舍的人,不要再让李文去他们那开会,不然就要搬出宿舍。同时,高路群将举报一事告知李文所在科室的主任。”另一位熟知事情过程的农民工说。
  “主任找到我,希望我不要再参与举报的事情,不然就找人替代我的工作。”李文说,别人可能怕失去工作。一旦被辞退了,就要从宿舍搬出来,同时失去了工作和住宿的地方。“我在北京有亲戚,即使被辞退,也可以住在亲戚家。而且我肯定能找到别的工作。”李文说,她已经什么都不怕了。
 
要权益还是要就业?
 
  9月10日下午,正在上班的李文接到于丽的电话,说高路群通知举报的27个人下午5点半左右到西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谈养老保险的事。
  下午5点半,十几个劳务部的员工前往西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已过了下班时间的罗春林正在等他们。罗春林表示,劳务部答应给农民工上保险,但需要一段时间处理这件事。
  之后,李文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在举报之初,李文在稽核科填写举报人时,原来表示愿意担当举报代表的李红欢给李文、于丽分别打电话称不愿意担当举报代表。“于丽说那就写她的名字吧,于是我写了于丽的名字。”李文说。
  但于丽对记者表示,她并不知道自己是举报代表人,因此在稽核科时,她希望撤销自己的代表资格。“要不到保险,大伙都会埋怨我这个代表的。”
  在撤销自己代表资格时,于丽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举报书上写了“撤销此表”几个字,这几个字意味着27人的举报就此撤销。
  “高路群已经给医院打了报告,我们会与他们协商解决。”9月14日,西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稽核科主任罗春林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虽然农民工撤诉了,但他们会继续关注、跟踪此事,直至问题解决。
  至于会在多长时间内解决该问题,罗主任表示,根据相关规定,应该在受理之日起60日内完成。但遇特殊情况,也可以延长30天的时间。目前,举报的27人都在等待处理结果。
  9月14日,记者前往劳务部的办公地点、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第二住院部。高路群不在办公室,记者表明来意后,她的同事打电话询问她,她表示不接受采访。
  虽然高路群表示会给员工们补交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但无论李文、还是于丽都对记者表示了自己的忧虑:职工们与劳务部的合同都是一年一签,因此在今年12月,大部分人的合同将期满。而现在距12月也仅有3个多月的时间。“劳务部一直拖着,拖到12月不再续签合同,到时该怎么办呢?”李文说。
  “我一定会坚持拿到养老保险的,就算辞退我,也要补偿养老保险的钱。”李文说,但是生活在集体宿舍中的其他农民工呢?要权益还是要就业,成了一个进退两难的话题,而生存现状、缺乏安全感的就业环境,让他们不得不暂时熄灭维权的念头。
(文中李文、于丽为化名)
 
 
谁不想快乐就业?
 
■ 本报记者 宋宗合
 
  安居乐业从来就不应该是人的梦想,而应该是生活现实。但是快乐工作还是在社会现实中遭遇挑战,据上海、江苏、内蒙古等地的群众安全感抽样调查显示,就业失业、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一直位居群众最关心热点问题的前三位,就业安全感,成为一种可遇不可求的乌托邦理想。
  美国圣地亚哥美厦学院宋小川教授致力于研究快乐经济学,他表示,快乐经济学并不单单是对人类情感的研究,其最终目的是使经济学更好地造福于人类和帮助指导公共政策。  
  政府不应过于注重GDP增长,而应将注意力转移到那些在实质上可以使人民更加快乐和幸福的事情上,比如提供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改善教育条件、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增加人们的就业安全感和减少犯罪率等等。虽然这些活动不会直接增加人们腰包里的现金,有的还可能耗费巨资,但却可以有效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和人民的幸福水平。
  但是幸福就业显然还有阻力。
 
 
 
裁员!裁员!
 
  “甚至连个正式通知都没有,就给我们发了一条短信,我的工作就没有了。”代课教师伍老师对自己的遭遇表示“太不公平了”。伍老师从2004年开始成为深圳某学校的英语老师,每年与学校签订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按照以往的惯例,学校9月份会和代课教师签订劳动合同,但在今年8月3日,伍老师的手机上突然收到了一条来自学校财务处的短信,告诉他合同到期,学校不再续约。
  而早在6月下旬,LG公司传来在华员工裁员10%的消息。尽管LG给出的解释是:11%的在华员工因“合同到期”等原因,未能续约。并一再表示,这只是一次因合同到期所作的人员调整,不是裁员。但被辞退的LG员工表示,根据LG的公司制度,其劳动合同为一年一签,员工的工资将按照工作年限的增长而逐年增加。公司为避免员工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很多工作年限达到9年的员工却被公司拒绝续签合同。
   听听Inter公司计划在2008年前裁减10500名员工过程中被裁员工的话吧,一准儿是缺乏安全感的忧伤。“关于裁员,虽然前两天收到同事群发的E-mail,但不以为然,一直认为裁员离我很远,岗位是很safe(安全)的,没想到狼已经来了……本来这几天心情很好,一直在想结婚登记的事情,这一消息令我的好心情一下子一扫而空,难道我一结婚就要失业吗?”
  也许就业安全不得不令大家关心。在46.4亿全球就业年龄的人口中,超过30亿,大约占2/3,要么有工作,要么在寻找工作。近日,著名的人力资源公司万宝盛华球雇佣前景调查显示,与第三季度相比,中国在2007年第四季度净雇佣前景指数下降6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2个百分点。
 
低水平就业何来快乐?
 
  当公众意识里再没有什么铁饭碗的概念时,就业安全感也许从来就没有品尝过,事实上饭碗问题不仅仅是丢不丢的恐惧,即使就业不是问题,低水平就业仍在困扰工作生活中的快乐。
  9月初,因人手不足,位于重庆璧山的西部鞋都近日丢掉了十亿元意大利订单。西部鞋都负责人说,目前鞋都内生产经营企业共有1200多家,按平均每家100人计算,总用工数需要12万人。“由于招不到人,现在的用工缺口已达3-4万人。”
  8月23日,璧山县鞋业办公室组织5家企业到重庆市城口县招工。原本计划招聘500人,结果只招到100多人。据介绍,目前璧山县内的制鞋企业都存在招工难的问题。由于奥康集团投资10亿元成功打造中国西部鞋都,带动了当地制鞋企业的发展,一些企业从手工作坊升级到流水线作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较大。缺少的工种,主要是做包、车包等技术人才。民工荒的原因如出一辙,都是低工资、低福利惹的祸。
  9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显示,2002年至2006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均保持在4.0%~4.3%的较低水平。这显然是一个积极的数字,但数字背后,却有一些不容乐观的现实和趋势。随着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调整,经济与劳动力供给都面临结构性的矛盾,两者的共存为就业趋势带来了一些阴影,也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压力。
  报告显示,农民工就业多,而大学生就业少。过剩农业劳动力和扩招后的大学生是中国近五年内的两大就业团体,在就业方面,前者显然比后者表现出更强的适应能力以及更多的市场需求。统计显示,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从2003年的83%下降到2005年的72.6%。这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及建筑施工等,实现更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但这些行业就业稳定性较差,与投资周期关系紧密,制造领域的就业则受到汇率变化和国外市场需求的影响。
  农民工这种就业现状正是以低工资,缺保障为代价。这主要体现在私营部门,由于这些部门承受的税费等制度成本较高、市场风险大、利润薄,便设法降低劳动力成本,令就业的稳定性、保障性普遍较低,拖欠工资、超时劳动、缺乏保险福利等问题突出。
  与此同时,2006年末,公有制经济单位就业比2002年减少了1074万人,而其他经济类型单位就业增加了1689万人。另外,2002年到2006年,城镇非公有制经济共吸纳就业4387万人,年均增加近1100万人,超过同期城镇总的就业增加量。
  这样的就业环境表明,当前的就业趋势有恶化迹象,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带来人民币升值、通胀等压力,如果提高汇率,将会造成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亏损和失业,进而影响消费以及社会就业;但如不升值又要面临抑制国内通胀,并减少投资,温和的抑制措施势必造成高增长、高通胀和高失业。因此说,提高工资和加强保障的措施与通胀形势冲突,为了经济的安全着陆,就业形势可能面临挑战。
 
无差别诉求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林燕玲在研究世界劳工发展的过程中感慨,飞速发展起来的城市工作与生活常常因薪酬微薄、有风险而不安全。社会经济发展至为关键的创业精神常常在为生存的奋斗中耗尽。通过提供教育、健康、住所和体面工作使人们能公平地得到真正的机会,这是发展与民主的全部意义所在。
  现实中的劳动就业现状也表明,大家需要的不仅仅是满足基本的劳动力再造物资,而是需要体面,需要快乐。一个由打工群体组成的开放空间论坛上显示,农民工群体所关注的核心话题已经不单纯是寻找工作的问题,而是法律意识的提升和教育民主需求的提升。
  这是一个新就业群体时代,不仅高知识群体需要寻觅快乐的充满安全感的就业环境,原本低素质的农民工也因为到城市工作而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商文明,就业安全已经成为所有群体无差别的共同诉求。
  因此当大学生们蜂拥寻求公务员岗位以获取职业安全感的时候,社会就业群体都在力争让自己权利贫困和知识贫困的现状得到改变,更重要的是,国家正在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公民的就业福利,法律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正在为培养具有安全感的就业环境努力。
 
 
“两法”撑起安全伞
 
■ 本报记者 宋 扬
 
  明年1月1日起,《劳动合同法》和《就业促进法》将同日生效实施,两部法律组成了劳动者新的一组左右护卫,为劳动者撑起就业安全伞。
 
 
                                                                                      法律保护微笑
 
为弱势者制定的法律
 
  在《劳动合同法(草案)》修改时,曾出现这样的一幕。
  《劳动合同法(草案)》第三次审议稿第一条规定:“为了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劳动合同法不应该仅仅是保护劳动者的权益法,既然法律涉及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对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也应当予以保护。劳动保障部、全国总工会等部门表示,劳动合同法属于社会法,在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前提下,应强调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必要的。
  最后出台的法律便改为:为了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制定本法。
  可以看出,《劳动合同法》是一部保护弱者的法律。一部分学者表示,我国目前的就业态势,新劳动合同法在明确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前提下,重在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而新出台的《就业促进法》的立法宗旨,就是如何建立促进就业、实现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良性互动的长效机制。
  《就业促进法》明确规定国家要坚持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良性互动,把扩大就业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提出了建立包括产业政策、经贸政策、投资政策、财政和税收政策、信贷政策等促进就业的政策支持体系,以充分发挥国家宏观经济社会政策在促进就业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健全就业与再就业援助制度,政府投资开发的公益岗位要优先安排符合岗位要求的就业困难人员;规定国家实行统筹城乡和区域的就业政策,逐步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要求用人单位不得歧视劳动者,保证劳动者公平就业的权利。
 
新法护航
 
  “试用期本来是求职者和用人单位彼此直接了解的一种方式,但现在有些企业的做法让试用期变了味。”上海招聘网人力资源顾问Pansy说,有些企业随意拉长试用期时间,待遇有时只有正式职位的一半,直接以“试用期不合适”为由随意解雇员工,其实只是为了降低人力成本,这种情况在一些企业的“旺季”表现得尤为明显。
  新《劳动合同法》在《劳动法》的基础上明确了使用期的期限、最低工资以及用人单位不得随意解聘试用期员工。《劳动合同法》规定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劳动合同不满一年,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能超过两个月。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三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
  对于试用期内员工的待遇,《劳动合同法》也做了明确的规定。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合同法还就职业危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违法用工、降低裁员对劳动者的影响、保障劳动者择业自由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这必然对保护劳动者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而最近通过的《就业促进法》也亮出保护劳动者的利剑。
  近期西南政法大学针对女性就业情况的调查显示,70%的受访女性认为,求职过程中存在男女不平等的情况。个别用人单位以求职者是女性、已婚和怀孕等为由,拒绝录用。对此,《就业促进法》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就业歧视”的概念,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者在就业时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享有与城镇劳动者平等的劳动权利,禁止对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设置歧视性限制。这使现行的规定、政策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如果劳动者在求职时遇到就业歧视的情况,今后将可以起诉用人单位,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今后,劳动者在求职过程中被非法中介欺骗,将不再会吃哑巴亏,因为根据《就业促进法》:未经许可和登记,擅自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或者其他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关闭;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劳动者今后将可以依法主张自己权利。
  此外,《就业促进法》还建立失业预警机制、预防大规模失业。
 
多手段护卫劳动者就业安全
 
  《劳动合同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为了配合这部法律的实施,全国总工会9月20日宣布,将加强劳动争议协调工作,在全国建立劳动争议预防和预警机制。
  目前我国解决劳动争议的主要渠道有三种,一是调解,二是仲裁,三是上诉到法院,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但是仲裁和司法解决的方式,往往会导致劳动者“赢了官司,丢了饭碗”,因此,调解将是今后解决劳动争议的主要方法。为此全国总工会将从现在起,在全国逐步建立劳动争议的预防和预警机制。
  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刘继臣解释,企业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有时候比较零碎,有的比如说加班加点不给加班费,有的比如说劳动安全卫生这方面出问题,有的工资拖欠,有的有一些不太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会下一步重点工作是加强预防和预警工作,把矛盾尽快化解掉。
  全国总工会的统计表明,近几年劳动争议案件每年都在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为此,全国总工会还将出台一个工会法律援助办法,并保证援助资金直接发放给职工。
 
普通劳动者的就业期待
 
  “明确政府在促进就业中的重要职责,将经过实践检验切实有效的、积极的就业政策和措施上升为法律规定。”劳动保障部有关负责人指出,通过就业促进法的制定,建立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
  但是就业促进法是一部促进就业、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推动经济发展同扩大就业良性互动、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法律草案,对促进就业的方方面面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而要实现到2020年“社会就业比较充分”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为普通劳动者依然有很多期待。
  就业促进法草案在今年3月25日全文公布之后,就业歧视就成为公众关注焦点,事实上通过人大审议后的就业促进法也规定了详细的禁止和惩处各种就业歧视的条款,但是性别歧视(不招女大学生)、年龄歧视(35岁以下)、身体歧视(身高、相貌、残疾)、健康歧视(乙肝、艾滋病毒携带)、地域歧视(外地户籍限制)、学历歧视(本科以上)等等就业阻碍依然存在,百姓还是期待能在法律执行过程中切实保护这些受歧视群体的就业权利,消除这些壁垒。
  另外一个期待是“就业促进”能成为考核评价地方政府的核心指标,以使这样一部法律不仅写在纸上,而且能真正“走下来”,走到捍卫民生的就业管理实际中去。很明显,惟其这样一个期待得到保证,前面的两个期待才有被落实的驱动机制。经验表明,只有那些配套了强大考核驱动机制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在现实中才最可能成为政府重视并积极推动执行的对象,如GDP、财政收入等等。因此,“就业促进”若想当真被促进,首先政府必须被“促进”――将就业和它代表的民生利益,彻底嵌入、内化为政府的行动指南。
  劳动保障部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就业困难对象提供就业援助,是确保市场导向就业机制顺利运行、实现全体劳动者公平就业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重要职责。”
  一个真正和谐的就业环境还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配合,这样才能给老百姓带来就业实惠,才能在畅通无阻的就业环境中体验职业安全感。
 
 
华福周细解新劳动合同法
 
  中国劳动学会会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华福周日前在“亚洲就业论坛”上的解读则别有风格,华福周称,即将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对现行劳动合同制度做出较大修改。
  一是扩大使用范围。为适应当前劳动用工形式多样化的现实要求,一是在原来劳动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的基础上增加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二是明确“事业单位与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也应订立劳动合同,以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都要依照《劳动合同法》执行。
  二是强化书面劳动合同形式。《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也就是说,即使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只要存在用工行为,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即建立,与用人单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即享有劳动法律规定的权利。而且,为了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三是规范了试用期的规定。《劳动合同法》针对实践中一些用人单位滥用试用期的问题,如试用期过长、过分压低劳动者在试用期内的工资、在试用期内随意解除劳动合同等,做出了一些限制性规定,要求试用期时间需要根据合同期限确定,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并对试用期的工资水平和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做出了限制性规定。
  四是限制了约定劳动者的违约责任。为了防止用人单位滥用违约金条款,保护劳动者的自主选择权,《劳动合同法》规定,只有在两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一是在培训服务约定中约定违约金。二是在竞争限制约定中约定违约金。除以上两种情况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的违约金,或者以赔偿金、违约赔偿金、违约责任金等其他名义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责任。
  五是完善了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法律规范。在劳动合同解除方面,《劳动合同法》延续了《劳动法》关于劳动合同解除的原则,即劳动合同除双方当事人协调一致可以解除外,只有符合法定情形的,才能解除劳动合同。同时为了更好地维护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尤其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合同法》补充了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修改了劳动者可以随时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补充规定了用人单位可以随时通知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增加了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替代方式,修改了用人单位裁减人员的规定,增加了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以及裁减人员的限制情形。(公益时报 新闻 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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